朱子功夫论之成立

第三章　中和新说：朱子功夫论之成立

一般所谓朱子“中和新说”，乃指1169年己丑，朱子对自己以往关于天道性命人心及其间功夫论之反省所产生的新见解。《中和旧说序》云：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适足以自误而已。至于推类究析，反求诸身，则又见其为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窃自惧，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远，厌常弃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检故书，得当时往还书稿一编，辄序其所以而题之曰：中和旧说…。^①

透露朱子自以为终是领会了程子理论实质（由其以后论述看，此当主要指小程伊川），从而对前说有一个大的反动。其实我们细究，第一，所谓“旧说”内容，并没有被全部推翻，比如天道性命之说，朱子一生坚持之；第二，而且新说之端倪至少已在乾道三年丁亥的“中和旧说第四书”以及《答何叔京书第十一》中显露出来。只是彼时朱子对此恐尚无清晰的思路而已。关于第一点，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儒家所认可的，“天命之谓性”之观点，亦即性善论。朱子在旧说第一书中即表明，天道生生乃一实体性存在，它流行于人处即产生人性，由此，人只是天命流行之一点一滴而已。人—天之联系处即此“性”。故而欲做功夫以求堕于气禀中之人重新复归于与天同一，首先须领会到人之真实性实乃在于天道流行处。比如戊子年《答何叔京书第十三》即谓：“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王懋竑《年谱》疑此应为“方”字），有下功夫处。”透露不可执持日用生活为死物，人之生命之贞定，须在此真实性中着手去实践——此应属道学家功夫论之基本路数。此后的“新说”，朱子加密功夫，实质上仍是努力使得气质之人能真正把握这个“流行之体”之真实状态，不至于找错了“下手处”。就第二点而言，“旧说”第四书（《答张敬夫书第三十四》）所显示的将“主宰知觉”作为“致中和”功夫之核心，以及前已述及的将“察识”功夫理解为不同于五峰等的“察识本心仁体”，而是“体察本心发见之端倪”，从而将下学上达的致知格物作为功夫论之关键，由此而将人之气质性作为一个主题，此等均已兆示着“中和新说”的致思方向。

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说，丙戌之悟使朱子将未发—已发问题置于天道流行之存在背景中来把握，从而体会到所谓“天人同一”处亦即是人所应做功夫处。其所关注者尚是那个大写的“人”，或“大人”，亦即人身上的“善”何在，以及如何去寻找它。己丑之悟则使朱子开始正视“小人”（小写的“人”），亦即人之感性层面、气质层面的问题，意识到“有限性”而非“无限性”，才更接近人之常态，从而“功夫加密”成为人最终获得其“善性”或曰“真实性”之本质要求。由此，心之主宰意义凸现——使气质中之“性”实现（朗现）成为日用常行。朱子中和新说大体上乃是基于这样的意旨而对心、性、情的关系重新做出安排。下文试分疏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