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这种困难的解释

3.牟宗三对这种困难的解释

牟宗三看到了儒学与康德之间的这个差异，并据此批评了康德。在引述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的一段论述之后，牟宗三指出：康德这段话是把私人幸福原则与道德情感俱视为经验原则，即后天的原则。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待于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完全根据那纯主观的人性之特殊构造。所以，由此而建立的道德法则必然没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对此而言，私人幸福原则并无问题，但关于道德情感，则有申说的必要。“康德所说的道德情感、道德感，是着眼于其实然的层面，其底子是发自‘人性底特殊构造’，……而又注意其‘同情他人底幸福’之意。这种落于实然层面的道德感、道德情感，有类于董仲舒一类所说的由气性、材质之性而发的仁爱之情，这当然可划于私人幸福原则之下，因而亦当然是经验的、后天的，而且亦无定准。”（《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126页，5/130—131）在康德看来，道德情感完全决定于人性的特殊构造，没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无法以此建立道德法则，道德自律是道德理性的自律，要实现真正的道德自律，必须把道德情感排除在外。但牟宗三认为，如此看待情感是要不得的，是将情感完全归于气性了。

牟宗三甚至还批评康德是“尊性卑心而贱情者”，严厉指出：康德只把道德感停在实然层面上，归于私人幸福原则之下，视为经验原则，“只是由抽象的思考，以显道德之体，他只是经验的与超越的对翻，有条件的与无条件的对翻，此已极显道德之本性矣，惜乎未至具体地（存在地）体现此‘道德之体’之阶段，故只言道德法则、无上命令（定然命令）之普遍性与必然性，而对于超越之心与情则俱未能正视也。若以儒家义理衡之，康德的境界，是类乎尊性卑心而贱情者。”（《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129页，5/133）“对翻”是相互对立、相互对比的意思。康德将经验的与超越的对翻，有条件的与无条件的对翻，在理性与感性的相互对立中，突出道德理性的高贵，这固然有重要意义，但也产生了不能正视道德情感的问题。“康德的境界，是类乎尊性卑心而贱情者”，此话极为耐人寻味。康德注重的是道德理性，这种理性大致相当于牟宗三所理解的性，所以叫“尊性”；但康德的道德理性不是心，康德并没有儒家道德本心之义（详见下文），所以叫“卑心”；康德将情感完全归于实然层面，推为幸福原则，在排除之列，所以叫“贱情”。“尊性”是康德哲学的可贵之点，“卑心”、“贱情”是康德哲学的不透之处。

为了克服康德的不足，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将道德情感“上下其讲”的办法。牟宗三指出：

道德感、道德情感可以上下其讲。下讲，则落于实然层面，自不能由之建立道德法则，但亦可以上提而至超越的层面，使之成为道德法则、道德理性之表现上最为本质的一环。然则在什么关节上，它始可以提至超越层面，而为最本质的一环呢？依正宗儒家说，即在作实践的工夫以体现性体这关节上，依康德的词语说，即在作实践的工夫以体现、表现道德法则、无上命令这关节上；但这一层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所未曾注意的，而却为正宗儒家讲说义理的主要课题。在此关节上，道德感、道德情感不是落在实然层面上，乃上提至超越层面转而为具体的，而又是普遍的道德之情与道德之心，此所以宋、明儒上继先秦儒家既大讲性体，而又大讲心体，最后又必是性体心体合一之故。此时“道德感”不是如康德所说的那“设想的特别感觉”，而“道德情感”亦不是如他所说的“在程度上天然有无限地差别变化，它对于善与恶不能供给一统一标准”这实然的纯主观的道德情感，而是转而为既超越而又内在、既普遍而又特殊的那具体的道德之情与道德之心。

《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126—127页，5/131

在儒家看来，理固然是超越的、普遍的，但这种超越、普遍又不完全是抽象的，必须在具体的心与情中显现，所以是具体的超越、具体的普遍。心与情因为显现了理，也就上提为超越的、普遍的。因此，儒家讲情总是即超越即具体的。换言之，儒家的道德情感可以上下其讲：下讲落于实然层面，这个层面的道德情感属于幸福原则，自然要排除在自律道德之外；道德情感也可以上提至超越层面，使之成为道德法则、道德理性最为本质的一环，与性体、心体合并为一，这个层面的道德情感同于道德本心，不能排除在自律道德之外。牟宗三希望用这种“上下其讲”^[19]的办法，解决康德学理中的不足，坚持儒家心学是道德自律的基本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