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标准的偏失

2.判断标准的偏失

第一个缺陷是没有解决好综合的标准问题。一般讲综合，是通过一种方式把一些各不相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使这些不同的因素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综合的过程中，综合的一方理应站在各个不同方面之上，以充分吸收各个不同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不应该只是以其中的一个方面为根据，更不应该以其中的某一方面为标准。牟宗三关于综合的思想，恰恰有这样的毛病。一方面，他希望将心学与理学两家的合理思想收集融合起来；另一方面，他的立场却明显站在心学一边。

牟宗三判教三系完全是以心学作为标准的。三系论中出现最多的词汇之一，就是旁出歧出，就是别子为宗。正宗与旁出的标准何在呢？牟宗三直言不讳地说：“宋、明儒之发展，大体是由《中庸》、《易传》开始而逐步向《论》、《孟》转，以孔子之仁与孟子之心为主证实天道诚体之所以为天道诚体而一之——一之于仁，一之于心，重新恢复先秦儒家从孔、孟到《中庸》、《易传》之发展，如此而知《中庸》、《易传》是其圆境。”（《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346—347页，5/364）这就是说，儒学义理最根本的标准是“孔子之仁和孟子之心”，《中庸》、《易传》是其发展，所以，评定学派的正误高低，只能以“孔子之仁和孟子之心”为准绳。于是便形成这样的逻辑关系：象山、阳明与“孔子之仁和孟子之心”相合，故为正宗；伊川、朱子与“孔子之仁和孟子之心”相违，故为旁出。

尽管牟宗三于此言之凿凿，自信十足，但这种做法明显失之于偏颇。前面在分析孔子心性之学结构的时候讲过，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其心性之学全面而完整，既有礼学也有仁学，与礼学相应的是学习和认知的思想，可以称为智性，属于智性伦理；与仁学相应的是内求于己的思想，可以称为仁性，属于仁性伦理。智性与仁性都是道德的根据，二者缺一不可。

具体而言，仁自然是孔子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孔子不仅讲仁，而且讲礼。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要恢复周礼，就必须掌握周礼；要掌握周礼，就必须学习周礼。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学礼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孔子礼的思想和仁的思想，从心性结构角度看，就是智性和仁性。既重智性又重仁性是孔子心性学说的基本特点。孔子思想的这个基本特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孔子之后百余年，孟子与荀子分别发展了仁性和智性。孟子纳仁入心，首次提出良心本心的概念，以此创立了性善论，大大发展了孔子的仁性。荀子反对孟子之学，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学习和认知的理论，大大发展了孔子的智性。到宋代之后，象山读《孟子》自得于心，阳明经九死一生的生命体验，方才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终于将心学的大旗传接了下来。朱子则受伊川的影响较重，加上自身的特殊原因，比较重视学习和认知的一面，重视格物致知，强调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同样将孔子智性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儒家心性之学两千年的发展丰富而曲折，但其源头莫不出于孔子思想结构中的仁智二性。

因此，我不赞成牟宗三将综合建立在划分正宗与旁出的基础之上。不管是孟子讲的“反求诸己”，还是荀子讲的“虚壹而静”，不管是象山讲的“易简工夫”，还是朱子讲的“格物致知”，都可以在孔子心性之学中找到源头，都是成就道德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人要成就道德，达成善行，既需要反归仁心，求得仁心的指导，又需要学习认知，知晓道德的法则。反归仁心的部分就是孔子讲的仁，学习和认知的部分就是孔子讲的智。这两个部分虽然分工不同，层次有别，但都是成就道德不可或缺的条件。仁智互显，双美相合，才是好的理论，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都不合孔子的思想精神，在这里是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区分正宗与旁出的。如果说由《大学》而来的朱子不合孔子的仁，是旁出的话，那么读《孟子》自得于心的象山也同样不合于孔子的智，也未必不是旁出^[14]。可见，关键还不是一个划分学派的问题，不是一个判教的问题，而是承不承认孔子心性学说中有智性一层，承不承认学习和认知在成就道德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无论是孔子心性结构，还是现代伦理学理论，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学习和认知在成就道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牟宗三希望完成综合的任务，达到圆成之境，虽然也承认第二义的横摄系统对于成就道德有助缘作用，但仍然判定以此为基础的朱子为旁出，在我看来，这是十分不应该的。假如我们站在朱子的角度替他着想，他一定会反驳说：你要综合，我不反对，但为什么你就是正宗，我就是旁出呢？既然我是旁出，为什么还要把我综合进来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了牟宗三综合思想的缺陷所在了。孔子心性之学并非只是一个仁学，一个仁性，一个仁性伦理，还有礼学，还有智性，还有智性伦理，划分学派必须以完整的孔子心性学说为标准，而不能仅仅以某一方面为标准。牟宗三只是以“孔子之仁和孟子之心”为尺度判定朱子为旁出，这种以偏概全，或者说是以偏定偏的做法，是不利于全面继承和发展孔子心性学说，也不利于达到综合圆成之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