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简述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社会主义事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而是高度理性的事业。然而，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却生长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甚至反理性的东西，而且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普遍化，越来越令人忧虑和不安。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给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为此笔者提出问题，以便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本文首先概要地划清理性与非理性、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的界限，在此前提下，着重从我国社会生活中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表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对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危害等三个层次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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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高度理性的事业，但在推进它的过程中，非理性的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意志的作用、信仰的作用、感情的作用等等。没有这些非理性因素的推动，就不能形成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和积极性。我们知道，人类任何实践活动，除了以人本身的自然力这个自然机体作为物质基础外，还必然包含着为人这个社会主体所掌握并进入主体实践活动的智力和知识，即人的理性因素方面，以及包含着对主体活动起积极作用的感情和意志即人的非理性因素。或者说，任何认识过程或实践过程都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因素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因为，人类是一种复杂的类存在，它是一种理性的类存在，只有人类才有理性，才具有理性认识能力，从而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对事物发展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把握，才有对未来的科学预见。为此，人的理性因素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是不可少的，而且是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人类又是一种非理性的类存在，只有人类才有情感、信仰、灵感、意志等，它极大地影响着主体能力的发挥。因此，在整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人的非理性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在理性的正确指导之下发挥作用，离开了理性的指导，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就是盲目的、没有方向和目标的。为此，我们对人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既不能仅仅把它归结为理性思维的过程，看成是脱离意志情感等非理性思维因素的纯理性思维的过程，应肯定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否则就要犯把理性绝对化的片面性;同时，也不能把非理性因素绝对化，否定理性思维的作用，贬低或否定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否认事物发展、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导致非理性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事业，也应如此看待。

然而，我国原有的经济和文化基础的落后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造成的困难，使人们不得不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使非理性的因素畸形地发展起来，从而曾造成了严重的意志论(主要是领袖人物的意志)和政治迷信(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它的影响下便使“左”的政策发展起来——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而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那种非理性因素畸形发展的状况已经消失。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已逐渐正常化，而意志的作用也被置于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而，我们却看到，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生长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甚至反理性的东西，而且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普遍化，越来越令人忧虑和不安。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有各种表现:

1．信仰危机和新迷信相结合

“信仰”本来是属于非理性的范畴，信仰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趋向于理性的，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这里所指的“信仰”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信仰”这一非理性的形式中所包含的内容则是理性的。所以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中所产生的信仰危机，实际上是一种反理性的倾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否定。正由于其反理性的实质，便使得在对共产主义信仰危机的同时，又发展起各种各样的新迷信。有建国以来已逐渐消失了的封建迷信，如对鬼、神、灵魂的迷信，对命运的迷信，对奇迹的迷信，等等;也有新滋长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投机心理，等等。

2．以理性选择为幌子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理性选择就是寻找某种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指导原则。这从形式上说来似乎是理性的，我们过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在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主要是青年人)所进行的选择却具有非常大的盲目性，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这表现在许多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出于对西方某些原则和理论模式的迷信和崇拜，因此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生搬硬套。这样一种所谓的理性选择便徒有其表，而实际上则是盲目的信仰。所以，实质上是非理性主义的东西。与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理性选择”相联系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轻率的批判。他们根据其对西方某些理论和原则的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现实做简单对照，从而把一切不合乎他们口胃的东西一律宣布为错的。名为理性批判，实际上不过反映了感情的好恶。因此，这里同样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3．社会行为的无原则性，对一切社会规范的虚无主义倾向

一些人的行为仅仅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在他们看来，个人与整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等的相互关系的一切原则都是虚幻的，只有个人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叫做“实惠”。因此，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可以夸夸其谈这样和那样的原则，但实际上，在追求利益的竞争中则可以抛弃任何原则，甚至不择手段。当前最为明显的，是对一切社会规范的虚无化倾向。社会规范，特别是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理性的重要标志。而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自觉地用它们来约束自己的各种社会行为是理性生活的重要表现。然而一些人由于在追逐利益中不择手段，往往不顾社会公德和法律。而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维持社会公德和法律的手段又极其软弱，特别是缺乏社会舆论的强大的约束。久而久之，便产生一种虚无化的倾向，似乎一切道德和法的规范都无所谓，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从而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产生极大的冲击。

4．政治上的情绪发泄

在社会规范虚无化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政治上的逆反心理的影响，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不顾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甚至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单纯的情绪发泄，以求得心理的满足，显示出很大的政治的盲动性。

5．过分追求感性满足的享乐主义

社会的利益饥渴现象，促使人们互相攀比地追求物质利益，而利益得到以后，手里有了钱便转向感性的满足，吃、喝、穿、住、行、娱乐、女人、毒品等等，感性的满足似乎成了人生的目的。结果造成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精神文明衰落，甚至产生文化虚无主义，即不顾中国文化传统，盲目地把外国人的某些生活习惯搬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来，从而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大的冲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特点是崇尚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感性直觉和自我的直观体验，而否定或轻视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性、规范和规则。而表现在行为上，则显示出极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并非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完全没有目的，而是指目光短浅和自发性。有人曾对欧洲哲学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做过这样的概括:“非理性主义思潮崇尚直觉贬抑理性;追寻自我，鄙弃社会和传统。以生物学观点说明社会、人生、认识和道德，是这一思潮的显著特征;……”。^[1]可见，我国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与欧洲哲学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有着许多共同性，但也有我国的特点，那就是它带有封建的色彩，愚昧和盲目性更加突出。

为了弄清我国社会生活中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表现和特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还必须探讨它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对此，略作如下分析:

1．“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信仰、信任、信心三大危机，使人们产生理性的崩溃，感到无所遵循。

2．人们在利益饥渴状态下，所产生的强烈的利益追求，一方面，由于被实际上存在的平均主义所压抑，因而产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情绪;另方面这种利益的追求过分地倾斜于物质利益，忽视精神的东西，特别是在经济暴发之后，更会极大地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在内心感到精神空虚的状态下，便产生一种以物质享受和金钱挥霍来填补精神的空虚。

3．人们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面前，缺乏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而产生恐惧和茫然的情绪，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

4．人们对于当前社会弊端的不满，既留恋过去，又不愿回到过去;既希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又不知如何前进，从而产生各种烦恼、怨恨、徘徊、失望等情绪。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便形成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虽是“特殊”条件，却又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即都是社会变革或社会动荡使人们产生某种危机感的结果，是人们想摆脱危机又无法摆脱的结果。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研究我国非理性主义问题时有必要联系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来进行，以便更好地认识其本质。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非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社会深层原因决定的。总的说，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原有体制向新的体制过渡中所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而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悲观失望。这种状况将会随着新旧体制过渡的完成和新的机制的产生而逐渐地改观，而恢复我们民族的理智。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目前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它对经济生活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是造成我国许多经济部门经济效益低，人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国家资财的大量浪费，各种不正之风的泛滥，各种关系的冲突等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政治生活中各种腐败现象以及各种不稳定因素之重要原因;是造成文化领域中各种庸俗倾向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社会生活中许多落后、腐败、黑暗现象的重要原因，它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还会继续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这种非理性主义作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倾向，已逐渐形成思潮并开始反映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中来了，如文学、艺术、历史学、政治学等等领域。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在哲学上反映出来。这种反映决不仅仅是表现在人们对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的热衷和自发地与之共鸣。而且还会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理解中，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因此，对于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现象绝不能听之任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同时又能通过改造环境和进行教育来改造自己。在新体制下新机制的产生过程中也离不开人们的这种主观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对此，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首先必须对这种现象有比较透彻的理解，而事实上，人们似乎对此还处于比较朦胧状态，若明若暗。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这种社会现象，从理论上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的实质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认清它对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等等，以便找到克服它的途径。这不仅对于哲学工作者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政治思想工作者、党务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等等，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前，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流派的著作和文章确实有一些，但是研究中国社会中的非理性主义的著作却非常少见。本人只是提出问题，但愿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1991年6月)

【注释】

[1]刘忆江:《非理性主义思潮》(一)(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