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作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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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作风的灵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实事求是作风在党内能够经久不衰，在于毛泽东能够自觉地坚持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这就从哲学高度为实事求是作风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够提出，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一作风又是毛泽东长期培育的结果。实事求是作风在党内能够经久不衰，在于毛泽东能够自觉地坚持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这就从哲学高度为实事求是作风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文首先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并回顾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矛盾特殊性理论的成功经验和不能坚持矛盾特殊性理论以致违背实事求是作风的教训;其次，肯定了邓小平提出和确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实事求是作风的继承和发展。而之所以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则是由于邓小平卓越地运用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的结果。此外，还简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则及其主要内容。说明了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目标，又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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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不衰，证明了我们所奉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的正确性。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提出这样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就是因为坚持了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样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各项任务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践告诉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个法宝，只要我们能坚持这种精神，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无往而不胜。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把这种精神变成全党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长期培育的结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在许多重大的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作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各种战略决策，从而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意见的干扰，把中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断地引向胜利的坦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便深深地渗透到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来，从而形成了党的优良作风。而这种作风在党内能够经久不衰，还在于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是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一、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之所以能卓越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地解决了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他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能够自觉地坚持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哲学上概括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注意并坚持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特别从理论上做了科学的概括，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能不断地从“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中摆脱出来，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毛泽东还精辟地概括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他说:“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2]“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3]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也做过类似的概括:“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4]“个别就是一般”，^[5]“相对中有绝对”，^[6]并认为这种个别与一般的有机统一的关系正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我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也正是不断在这一矛盾问题精髓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并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

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一般道理，这里不准备多论，本文拟从如何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方面，对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谈谈自己的体会。这绝不意味着忽视矛盾普遍性，因为实际上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

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既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又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的科学方法论。而就人类认识的秩序说来，总是先从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开始，进而达到对事物普遍的、共同的本质的认识;然后再以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为指导，去继续研究新的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本质的认识。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8]的人类认识的两个互相联结的过程。对个别事物认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人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我国的革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认识本国国情，即认清中国这个特殊事物的问题。而要认清中国这个特殊事物，就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它却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文化发祥地之一的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着的最大的和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因此，最基本的、首先的是如何具体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认识中国这一特殊事物的特殊矛盾，以便找到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原因和特殊规律。毛泽东把注意事物的特殊性看成是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列宁则把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

然而，在实践中坚持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其原因是复杂的，有感情意志方面的原因，也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从人们的感情意志方面的原因来看，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不敢承认实际情况;可能因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框框以及主观的感情愿望等干扰和影响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可能由于集体功利影响了对现实情况的判断等等。这就要求有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承认实际情况;要求自觉地排除主观的各种观念和模式的影响，努力克制各种主观的因素和其他心理的干扰，以及防止任何集体功利对于判断的影响，等等。在实践中，影响坚持矛盾特殊性理论的，还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我们知道，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不但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关系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切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详细而周密地掌握有关的材料和情况以作为思考和判断的出发点;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正确地分析具体情况，使之做到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以便掌握具体事物的本质、特点以及其发展的特殊原因;还要注意现实中各种矛盾展开的程度，在矛盾尚未充分展开的时候，不要过早地、武断地作出结论，要善于等待矛盾的展开，并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展开。这里重要的是掌握好辩证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和列宁对此都做过科学的概括。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9]“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10]这里，毛泽东把坚持辩证思维方法与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直接地联系了起来。列宁也同样，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书中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11]又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12]“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3]这说明了，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坚持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而坚持矛盾特殊性理论则要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否则，无论你多么地想做到实事求是，也会由于片面性、表面性、直线性和僵化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把人们引到主观主义那里去的。为此，上面讲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中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对待。

宇宙中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都有自己的特性，都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研究人类社会首先就要注意社会的运动形式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这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这一事物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当他们应用矛盾法则去研究人类历史时，他们从生产劳动入手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然受到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出的客观规律的制约，但是每一种社会形式又都有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本质。因此，研究任何一种社会形式，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对具体的社会形式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做出了模范。毛泽东就曾举过马克思的例子，指出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秘密，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毛泽东在他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始，就注意了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在面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应进行的一切重大抉择的关头，他都能以大无畏的气概和远见卓识，既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这些重大抉择有: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和进程的矛盾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而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

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形式问题中，毛泽东着眼于中国社会内部各个阶级以及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依据中国的阶级结构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国的特殊形式。由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和资产阶级无力实现此任务的矛盾;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其力量弱小的矛盾;由于中国农民落后和其解放要求所包含的巨大革命性的矛盾等形成中国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主要矛盾，从而产生了如何对农民和资产阶级实行特殊政策，并与之结成特殊关系的问题;

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的具体道路的问题中，毛泽东仍立足于中国国情。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基地，从而就成为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源泉。然而中国革命的存在和发展又必须远离城市，以乡村为依托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形成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民主革命阶段，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这种战争如何进行呢?毛泽东在实践中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途径，解决了在坚持领导权问题中的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这就是在落后的农村中如何既给农民以利益，又使这种利益纳入革命的轨道;既把农民引入组织，又对他们灌输以无产阶级意识和组织性;既让农民实现自己社会的、政治的要求，又贯彻无产阶级的策略，等等，从而形成在农村中的党的建设、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局面，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既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而形成以战略防御为主的一系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毛泽东提出通过革命第一步进程而为第二步进程做准备;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又正确提出和解决了正确对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

在这些重大的抉择中，都曾经围绕着许多问题进行了争论和斗争，毛泽东都能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中国革命不断前进。

然而，毛泽东晚年自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出了许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关键，也在于他未能继续地运用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受到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干扰的结果。如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从而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的问题;党内斗争的错误政策以及“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否定和人民物质利益的否定，从而使社会丧失动力，等等。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卓越地运用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提出和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发展，由于这可以使人们冲破历史上形成的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切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从而使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目标，又突破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4]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依次更替的客观必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根据马克思当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的分析，它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时候，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已有的生产力的要求而产生的。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解放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力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本应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生产力本应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发展。为此，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5]并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来分析和认识中国，指出:“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16]过去人们曾脱离生产力的特征来认识社会主义，离开生产力的要求和限定来谈生产关系、谈公有制，殊不知一种公有制是否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所需，只能看它是不是现实生产力的要求，是否适合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够使生产力发展、使社会进步，也就不是现实所需的，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就是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应从概念出发，而应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实际出发，即要具体地分析中国现实，认清中国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不适合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都应改变使之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原则，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提出我国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以此为基础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并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以及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调控作用;提出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的全面的进步，等等。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使得社会主义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才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一切，离开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离开了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的，而这就正是实事求是作风的灵魂。

(1992年7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320页

[2]同上，第318页

[3]同上，第319—320页

[4]《列宁选集》二卷第713页

[5]《列宁选集》二卷第713页

[6]《列宁选集》二卷第712页

[7]《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310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312页

[10]同上第313—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