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原为一次讲演稿,是萨特在1946年为回答人们对存在主义的诘难而作。它是萨特著作中最系统地论证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一篇。所以它也就成为人们评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时的主要根据。
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以研究人为中心的哲学。萨特就是要创立一种新的“人学”,但在此之前,萨特并不把它归结为人道主义,反而对传统的人道主义持批评的态度,其结果使他的存在主义哲学遭到人们的非难,被看成是反人道主义的。这就使萨特感到有必要拿起人道主义这面旗帜,以改变自己的哲学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这对萨特来说自然是一个转折,甚至连他的信徒们都感到惊异。如他的一个助手和崇拜者贝尼·莱维,在一次同萨特的谈话中就不解地向萨特提出:“1939年以前,你对我们说人道主义是一文不值的废物。几年以后,你在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变化的情况下作了一次报告。你在报告中问道:存在主义是不是一种人道主义?你回答说是的。”[1]这里所提到的报告,就是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从存在主义哲学本身来说,这个转折是必然的。
一
萨特既然要举起人道主义这面旗帜,就必须阐明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特点。那么,他是从什么意义上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道主义的呢?萨特说:“人道主义一辞,有两种不大相同的意义”,[2]一是指传统人道主义,一是指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萨特认为传统的人道主义是把人视为最后目的,为了实现人的最高价值,只需由少数人去创造一种理想境界,则所有人的价值也就随之而提高。他指出这种人道主义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物的最高成就,来赋予人类以价值。”他还指出,传统的人道主义之所以把人视为最后目的,是因为他们把所谓的人们所固有的先验的人类本性作为出发点,从而把一切活动归结为对这种本性的追求。萨特认为这与上帝造人的观点一样,是主张人的本质的形成不取决于人们自己,即人的本质先于人的存在。他指出,无论在狄德罗那里,伏尔泰那里,还是在康德那里,都是主张“人人都具有一种人性,这种人性,就是对人类的概念,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它的意义表明:每人都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人——的特殊例子。……于是在此地也是:人的本质,先于我们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人的历史存在。”他认为正因为这种观点,就使得传统的人道主义不能真正提高人的价值和给人以尊严,结果不可避免地变成虚伪骗人的东西。而存在主义则是唯一能够克服这一缺点的理论。他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类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学说”。这是因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主张每一真理、每一行动都包含有人类的背景和人类的主观性在内”;主张“除了自己以外,无所谓其他立法者”,一句话就是主张从人本身的存在来研究人的问题,即要研究人的主观性本身。萨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道主义的。
萨特认为,为了纠正本质先于存在的错误,必须把研究的出发点从人的本质转移到人的存在上来,“必须以主观性为出发点”,为此,他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作为研究人的学说的基石。
萨特在论述人的存在时,首先把人的存在归结为人的主观性。他指出,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要以主观性为出发点。什么是以主观性为出发点呢?他说:“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本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有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照自己的意志而造成他自身。”“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这就是说,在萨特看来,并没有先验的人类本性、先天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投入存在以后,由自己造成的,这就是萨特讲的“主观性”。在他看来,正由于这主观性才显示了人比石头或桌子更高贵,才显示了存在主义哲学是真正把人当人看,是提高人的价值、给人以尊严的学说。
萨特所谓的人“照自己的意志而造成他自身”的过程,是表现在人们进行选择的行动之中。当人投入世界之初,人便开始选择其对外界的行动。由于自己的行动便在生活中留下了一个痕迹,这个痕迹便是自我创造的本质,即“创造某一种经我自己挑选的人的形象”。然而人的选择并没有结束,因为人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还必须继续进行选择,即超越已有的选择,于是又不断造成了新的痕迹,不断获得新的本质。这就是萨特当作“人的一种构成要素”的所谓“超越性”。按照萨特的看法,在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他的本质总是变幻不定的,而当他终于获得了一个确定的本质的时候,他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人的本质不过是人们行为的最后轨迹。萨特强调,存在主义是“以行动解释人”的。人活着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本质,而仅仅是觉得需要行动。“人的唯一的希望是在他的行动内,行动是使人生活下去的唯一事情。”所以生活就是创造自己本质的行动,就是“自由选择”、“自我超越”的行动。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去行动,那么也就没有了生活,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存在,而把自己降低为无生命的存在物了。所以“人不外是人所设计的蓝图。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的存在。因此,他,就只是他的行动的总体;他,就只是他的生活。”而对于行动来说,最有意义的是当前的一瞬,即现在。因为,过去的行动已失去意义,未来将如何行动,谁也不知道。“只有现实是可信赖的”,而“除行动外,无所谓现实”。因此,生活就是现实的行动,就是此时此地的行动。“首先我应该使自己有所行动,然后照着古代格言而行动:‘不冒险,无所得’……‘社会理想,究竟会不会实现?’对于这一点,我就无所知。”可见,在萨特视野中的人,就是此时此地行动中的我,就是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我”,然而今天就要变成昨天,于是又再次出现一个新的此时此地行动着的“我”。对萨特来说,人的行动就是一切,目标是没有的;现在就是一切,未来是不知道的;“我”就是一切,他人是无所谓的。整个人类的社会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行动着的“我”的简单相加而成。可见他的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的学说不过是要人们凭“主观性”和“超越性”自行其是而已。萨特把人的行动视为人的存在,却不研究人们行动的社会动因,结果与这样人的行为联系着的当然只能是“现在”(存在的一瞬)和“自己”这两个东西。这样,一方面把现在同历史的联系割断,因而就把人的本质变为无从考察的一种永远流动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从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就把个人与外部世界、社会和他人割断,使每个人都变成仅仅受自己意志支配的孤立的人,因而也就成为抽象的人,即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条件的人。可见,传统的人道主义是通过先验的人的本质走向把人抽象化的;萨特尽管否定了传统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的错误,但是萨特的人道主义却通过孤立于社会之外的自己造就自己的行动也走向了把人抽象化。二者殊途同归,同是脱离社会关系谈人,因此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所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与传统的人道主义的对立,只是历史唯心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之争。而他的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观却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的。
二
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在人的本质形成的问题上,集中表现在他对客观必然性的否定。萨特是反对一切决定论的,即认为人的本质的形成不受任何规定的制约。他在否定上帝造人、否定先验的人的本质的同时也否定了客观必然性,即否定了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的观点。他说:“一切唯物主义的结果,都是把一切人看成是东西,即是说,把人看成是一堆受必然关系决定的反应所组成的总体,和构成一张桌子、椅子、一块石头的现象和性质的总体毫无相异之处。”而存在主义“是唯一不把人还原为‘东西’的理论”。既然如此,那么在他看来,决定人的行动和人的本质的根据是什么呢?萨特认为,因为上帝不存在,“于是凡要想在理念天国中寻求价值的一切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同时,世间也不复再有一种先天的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诚然,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可能发生;然而,结果,人却变成孤寂。因为在他身内或身外,都不能找到任何可以依恃的东西。”这就是说,人在行动时是无依无靠的,是没有任何依据的,“那么,我们临此,只有相信我们的本能”,他认为,作为本能的自由意志就是行动的根据。这样,人又可归结为自由的意志。不断地创造此时此地的人的本质的正是这种自由的意志。这种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它是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的,既不受上帝和先验人性的限制,也不受按照一定客观规律形成和变化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一句话,就在于这种自由是与任何决定论不相容的。萨特的一位学生,面临着在民族事业和个人家庭利益中进行选择的矛盾,这个学生陷入痛苦中而求助于他,萨特认为没有任何客观依据和道德规范帮助他作出决定,因此说:“我只有一个回答:‘你自由挑选,自由创始罢’。”
所以,在萨特看来,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就是人的存在,也就是造成人的本质的唯一根源。他的一句名言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就是自由”这就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人的最高概括。然而,尽管他强调这种自由是“在各种特殊环境下均有的自由”,而事实上,萨特却深深感到一个孤立的个人与环境的强大压力之间的矛盾,感到人的意志对环境的无能为力。因此,他的所谓的意志的自由,并不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根据这种认识而进行的对世界的改造中才能实现的自由,而只是追求出自人的心理本能的自由表露。例如对某些事,我可以发怒、高兴、烦恼、恐怖等等,以及仅仅反映这种情绪的一定行为,萨特设想了一些所谓的极限境遇,在这些境遇中,人的身体虽失去自由(如被敌人监禁等),但意志的自由却可以充分发挥。这种同环境相联系又不受环境限制,从自身中发出,又不受理智支配的本能的意识,被萨特称为“纯粹意识”。正是这种“纯粹意识”的活动,这种非理性的心理本能冲动才构成了人的真实存在。可见,前面所说的创造人们本质的行动,只不过是人们凭借着所谓的“纯粹意识”自由驰骋留下的痕迹而已。使某些人感兴趣的“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的自由,是幻想摆脱客观规律的自由。而只讲主观意志无视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的人就只能陷于不自由。萨特称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学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膨胀的行动。由于萨特把人的本质的形成完全归结为这种绝对自由的产物,这就不仅无限地夸大了人的意志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歪曲了人的本质形成的根源和过程。
人的本质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人的本质形成的过程中,人的意志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知道,人类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结成社会的,人天生是社会动物。因此,人从来就是社会的人,即处于由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由于我们是从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人、考察人,人的本质就是指作为社会的人的本质,作为社会的人的规定性。因此,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我们研究、考察人的出发点,这种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社会领域里的现实的人,而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谈人,是任何社会都不存在的抽象的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社会关系出发研究人的。人既然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成为他的环境,他的生存条件。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从而在各方面在每个人的身上打上这样或那样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形成人的本质,也就是作为社会的人的规定性,它是同人们在一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相联系的各种思想和行动的综合体,是在长期的各种各样的外界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形成的。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年岁的增长,这种影响也会不断地积累。这就是人的本质形成的根源和基本过程。由于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例如经济、政治地位和生活方式、交往的范围等等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人的本质一旦形成,也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要想改变人的本质就必须首先改变环境,即改变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通过在新的环境中产生的新的影响把旧的影响冲刷掉,从而改变人的本质。所以,人的本质的形成乃是一个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人的本质是环境的产物,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每个人身上所形成的烙印,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人的本质不是由自己选择决定的,正如人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生存一样。
那么,是不是说人们的意志在人的本质的形成过程中没有作用呢?当然不是。在人们的本质形成的过程中,教育、自觉的意识和意志却能起很大的作用。它们能够改变人的环境,能够扩大和缩小某种环境的影响,能够决定自己在同一环境中的不同态度,能够加速或延缓各种不同的影响在头脑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等等。但意志和环境比起来,是属于第二性的。这就是说,人的意志归根到底也是社会物质条件的产物,此时此地表现为自己意志的东西,不过是过去环境影响的积累;同时人的意志在此时此地发生作用的程度也取决于客观环境为它提供的条件和范围的情况。因而离开了环境的作用,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种物质生活条件,单凭意志是既不能创造人的本质,也不能改造人的本质的,抽象地谈人的意志,片面地夸大人的意志,只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从上面的分析当中,我们进一步看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在这一方面并不与传统人道主义对立,恰与之相同,它却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正确估价两种意义的人道主义在不同时代下的不同社会作用。传统人道主义尽管作为历史观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并且自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含有虚伪的一面,但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曾经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它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义,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反对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的中世纪神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它的以人权为基本内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直接否定封建政权的,表达了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当然,它那种从对人、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谈论是不能找到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正确回答,不能正确解释和解决社会的人的问题的。马克思抓住人类社会中的物质生活生产这个基本事实,批判了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从一定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历史以及人本身,科学地说明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问题,把历史观第一次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再要坚持过去那种人道主义历史观就是理论上的倒退。而萨特认为今天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的空场”,并企图用他的人学来“补充”、“纠正”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人道主义历史观渗入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就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倒退,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人们本能的发泄可能产生一定的政治冲击,但它决不会为人们规划一条按客观规律逐渐走向革命的道路,反而会把人引向悲观、绝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盲目的发泄却可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干扰人们正确解决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至于萨特本人,就他始终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霸权主义所制造的战争危险等方面来看,可算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但这和对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理论的哲学评价不完全是一回事。
三
萨特从他的“人的存在”出发说明人的本质,也从他的“人的存在”出发说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等。在萨特看来,只要把这种“人的存在”看成是不依赖外部世界、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并把它当作其他一切存在的基础,就算是提高了人的价值和给人以尊严了,而存在主义正是这种理论,因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萨特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自由”,或者说把自由当作人的存在的根本属性。因此,人的本质形成是由于人的自由选择,同样,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要求也只在于自由。他说:“除了要求把自由这一件事情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之外,不复再有其他要求。”萨特经常强调的人必须替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也只是从“自由”这一点来要求的,他说:“人是被判决为自由的”,“因为他一投入世界,就对自己所作的一切都要负责。”但是,以这种“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存在主义理论,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提高人的价值、给人尊严的理论。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它既否定了人特有的理性思维能力,又否定客观规律,结果只能贬低人的价值和损伤人的尊严。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客观规律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但又认为当人们认识规律以后,人们就获得了改造客观世界的真正的自由。人们可以运用规律使客观世界为人类服务,逐渐向着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发展。这正是人类地位从根本上的提高,也真正表现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从这方面讲,一个既否定客观规律,又贬低人的认识能力,只凭抽象的自由意志行事的人,只能永远陷于不自由,永远处于被应该由他支配的对象所支配的地位,这有什么价值和尊严可谈呢?同时,还因为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等问题是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的。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的,总是要与他人、与集体、与阶级、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这些联系中才发生了人的价值与尊严等问题。正如不存在离开一定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一样,历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的价值”;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那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发展情况、不同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今天在我国离开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离开现实的经济、文化发展条件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等是毫无意义的,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起消极作用。这就是说,离开人民的、社会的需要去追求什么“自我设计”、“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等是错误的,其社会后果可能导致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极端个人主义。总之,“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等都是客观的、历史的,因此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把人的价值等抽象化、看成非历史的东西。
四
对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来说,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存在主义的自由意志论的逻辑结果必然是个人与他人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因为所谓个人意志的绝对自由,在事实上,既不可避开环境的制约,更不可能避开别人的自由意志的制约。由于他人的意志会时刻妨碍我的意志的自由,所以意志的绝对自由必然是排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萨特在其剧本《禁闭》中通过主人公喊出“他人就是地狱”。后来在别人的批评下,萨特曾力图把这句话做另外的解释,但是这句话是和存在主义的学说具有牢固的内在联系,以至无论如何也是抹不掉的。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就论述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说:“一旦我存在,事实上我就给他人的自由设置了一个界限,”[3]“尊重他人的自由是一句空话:即使我们能假定尊重这种自由的谋划,我们对‘别人’采取的每个态度也都是对于我们打算尊重的那种自由的一次践踏。”[4]剧本《禁闭》描写了三个幽灵在地狱中勾心斗角的关系,任何两个人在一起表示亲近时就会受到第三者的破坏,以致每个人都不能摆脱别人的牵扯而自由行动。剧本对这种关系的描写,以及“他人就是地狱”的结论很能表明《存在与虚无》中的上述思想。所以,在存在主义人道主义那里,人都不过是一些孤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些我行我素的人,都具有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本质,彼此之间处于互相冲突之中。人们处于这种状态中便产生孤独感,便会觉得烦恼甚至绝望。显然这样一种人道主义是会使人望而生畏的。于是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便有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十分和谐的,并且把烦恼说成是由于怀着责任心替别人着想而产生的一种感情。说什么:“当我们说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的时候……也指他要对一切人负责。”说:“我们在要求自由的时候……同时也要求他人有自由。”等等。萨特这个反对人具有普遍人性的人也不得不假设人具有某种普遍性,具有某种普遍价值。他说:“每一种处境尽管是个别的”,但就每个人都必然在一定处境中要进行选择来说是具有“普遍的价值”的;还说:“每一处境,就其能为每人所了解而言,都具有普遍性。”就是说,人不能超出人类的主观性,不同处境的人彼此可以理解,因此,人们在选择时会有相同的标准,萨特想把这种“普遍性”当作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他说:“我们决不会选中邪恶,我们总是宁肯选善良;同时决没有一种东西,对我来说是善,而对一切人说来却不是善的。”我们不想过多论证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超历史、超阶级的共同的善恶观、价值观,因为,仅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中是不可能引出“人类普遍性”之类的意思的。他的绝对自由论只能是排斥他人的、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的利己主义理论,他的原则只是个人的绝对自由,而不是客观规律或共同的社会道德标准。所以,有关“人类普遍性”之类的话都是辩护性的,实际上他的个人自由只能与他人自由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事实上,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坚持的仍然是个人的绝对的自由。他强调:“存在主义决不认为人是要在世界中找出指导自己方向的某种预兆来救自己。因为他想着人将依据自己之所好而解释预兆。”强调“没有一种普遍伦理学能指示你该如何作”,强调“我们该自限于只期待那些有赖于我们的意志的东西,或只期待那些有赖于使我们的行动成为可能的种种或然性。”强调“由于人是自由的,没有我可依赖的人类本性,所以我就不能用依赖人类善良或人类关心社会福利的方法来期待我所不认识的人”,等等。这哪里有什么普遍的价值和人类的普遍性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人道主义关于普遍人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仅仅说明萨特的哲学一旦联系到现实生活便会由于违反常理而陷于困境,而为了挽救其哲学命运,他宁愿作些退却或让步,但决不放弃自己的哲学,这就必然陷入理论上的矛盾而不能自拔。
总之,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所要塑造的人是一群在孤独、烦恼和绝望中挣扎着的人;是一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无所遵循地我行我素的人;用一些“绝对自由”、“自我创造”的大话来安慰自己,而在行动上仅仅满足于感情的发泄却根本不可能改变环境的人;是一些以自己对自己负责为借口的个人第一主义的人。如果人们不愿被塑造成这样的人,就应当坚决摈弃存在主义。
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是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它反映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压迫的抗议,但它本质上是反科学的、是以绝对自由的意志为核心的蒙昧主义的人道主义。
(1984年写)
【注释】
[1]《希望,现在……》,见《现代外国哲学论集》三联书店,第260—261页
[2]《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见《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本文以下凡引自此书的萨特原话,不再注明出处。)
[3]《存在与虚无》第52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4]《存在与虚无》第52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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