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其人和《淮南子》其书

第一节　刘安其人和《淮南子》其书

一、刘安其人

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嫡亲孙子，其父刘长曾被封为淮南王。刘长由于在自己的封地内既用了皇帝规格的仪仗队，又自称为东帝，因而被汉文帝所废，并且将其受封的土地分解为三个诸侯王国，淮南国只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刘长的儿子，刘安又被封为淮南王。景帝时，这三个诸侯王国中的其他两个王国因为参加了“七国之乱”，失败以后被取消封国而不复存在。武帝时，刘安还是因为叛乱失败而被杀。

刘安是当时的地方割据势力和神仙迷信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时也是当时刘氏皇族中比较有学问的一位诸侯王之一。为了能够夺取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刘安曾经召集了“宾客”和方术之士数千人聚于自己门下。在这些人中，还有不少人是学者，这批学者都在刘安的主持下著书立说，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当时，参加写作《淮南子》的学者主要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以及诸儒大山、小山等。而在这些著书立说的“宾客”中，他们在政治上不一定都与刘安一致。比如，在聚于刘安门下的众多“宾客”中，就曾出现过左吴、伍被等人劝谏刘安，希望他不要反对中央政府，只是刘安不听其劝告而已。后来，在刘安起兵反对中央的时候，伍被还亲自到中央政府那里去告密(《汉书·淮南王传》)。显而易见，这些人都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聚集淮南依附刘安而结成临时的同盟。他们在学术上发展了“黄老之学”，同官方的“儒家学说”进行斗争，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与官方成为对立面。而在政治上，由于他们反对“儒家”为一尊，因而也同中央政府统一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目标成为对立面。

二、《淮南子》其书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著录:《淮南内》有21篇，《淮南外》有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此外，“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淮南王传》)。这内、中、外三篇包括了汉初“黄老之学”各方面的内容，因而是一部汉初“黄老之学”的论文总集，书名叫《淮南鸿烈》，也被称之为《淮南王书》。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是其中的《淮南内》，共有21篇(其他两部分已失传)，简称《淮南子》。

《汉书·艺文志》之所以把《淮南子》列为杂家，其原因大概是《淮南子》和《吕氏春秋》一样，都成书于众人之手。虽然成书于众人之手是杂家所以成为杂家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光有这个条件，既可以成为杂家，也可以不成为杂家。因为按照常理，作为杂家的人们都总是要自觉地搞一个“拼盘式”的思想体系。既有一点这样的菜，也有一点那样的菜，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盘子里，看起来十分好看，但是，吃起来依然是各有各的味道。同样，搞杂家的人，也总是从这家取一点，从那家取一点，把它们抄在一部书里，但读起来还是各家归各家。这是因为它们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这部书的全部内容贯串起来，它实在是不成其为一部书。而凡是一部书，无论多大的一部书，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于其中，这才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刘安及其门人编纂的《淮南子》并不是杂家。这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中心叫做“黄老之学”。他们都以为他们的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德之心合三王之凤”(《淮南子·要略》)。这种说法虽然夸大其词，但却表明了它以客观实在为对象，所以不能称之为杂家。

现在流传下来的《淮南子》为刘向所编辑。但是，刘向既不懂《淮南子》，也不懂“黄老之学”。所以，高诱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淮南鸿烈解序》)据说，还有中篇“论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淮南王传》)。这些有所谓内、外、中之分的东西，大概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如果按照“黄老之学”的分法，现在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应该称为“淮南外”，而有神仙黄白之术的那几篇则应该叫做“淮南内”。因为，“黄老之学”都总是以治身为“内”，以治国为“外”。晋朝的葛洪所作的《抱朴子》也把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并且还以讲修炼的部分为内篇，以讲哲学、政治的部分为外篇。这倒也符合“黄老之学”划分内、外篇的基本方法。或许有人会说，“黄老之学”本身就是杂家，因为，先秦时期本来就没有“道家”。他们认为，司马谈所说的“道德家”也是杂家。这其实也是他们不知道杂家之所以成为“杂”的一个真正原因。当然，司马谈说的所谓“道德家”，其实就是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因为，在司马谈看来，“道德家”还兼有别家的长处，并不是说“道德家”只不过是一个拼盘。司马谈的失误仅仅在于他所说的道德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中，所使用的“采”和“撮”二字不太适当，这大概是司马谈对于杂家之所以为“杂”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毫无疑问，《淮南子》也以为自己有一个出发点，这就是“黄老之学”。对此，《淮南子·要略》叙述说:“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三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这就是说，无论用多少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特点，《淮南子》都主张要“保真”、“贵身”，并且以“保真”为主。这正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德家”的特点，亦即具有“黄老之学”的特点。而《淮南子》所讲的，也正是司马谈所说的这一道德家的思想内容。因此，《淮南子》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属于“黄老之学”的思想体系。也正如《淮南子》所说:“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其意思就是说，《淮南子》与先秦的“道德家”有所不同。先秦“道德家”在阐述问题时，都要用超乎于“尘世”的方式来表达，尽可能地避免人世间的具体事物。《淮南子》却认为，“言道”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言事”也必不可少。并认为人世间的事与主观上的精神境界一样重要，《淮南子》不仅不能逃避，相反地还要在其中解决问题。

三、“黄老之学”与“神仙家”

在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为一尊之后，董仲舒和“春秋公羊家”的哲学体系也随之成为西汉中央政权的统治思想。但是，“黄老之学”依然存在，并且仍然以“神仙家”的形式流行于宫廷内外和山野之间。而那些自称能够使人成仙的人们，还自称为“方士”。其实，秦始皇和汉武帝也都十分喜欢“神仙家”的这一套。在秦始皇的时候，有一位“方士”叫做卢生的就曾对秦始皇说:“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药殆可得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里，方士说的所谓“真人”，其实就是指不死的神仙。汉时，也有一位方士李少君曾经对汉武帝说:“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史记·封禅书》)按照李少君的说法，炼金术可以使人长生不死，李少君也曾假托黄帝之名，宣扬神仙方术与迷信。他在这里说的这个安期生，就是前文讨论盖公教曹参“清静无为”时讲的那个盖公的前五代祖师爷。如果真有这样之事，这个人恐怕有好几百岁了。《史记·封禅书》还记载，齐人公孙卿也对武帝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铸成后，有龙从天而下，黄帝便骑龙上天成了仙。汉武帝听后说:“嗟呼!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无跟鞋)耳。”这是神仙方术之士假托黄帝宣扬长生不死的又一种描述。

在西汉王朝的初中期，由于种种原因而部分地恢复了皇族诸侯王的分封制，而这些皇族诸侯王的受封也日益加剧了他们同中央政府的矛盾。因为，他们为了自身的实际权力及其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发动叛乱。最大的一次叛乱是景帝时的“七国之乱”。直到武帝时，仍然有一些分封的皇族诸侯王国与中央政府尖锐地对立着。这些受封的地方势力在封地内是当权者;但是，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些诸侯王又只能在政治上高居“虚位”，在经济上也只能是在自己受封的土地上收点地租之类。更使他们无法容忍的是既不允许他们干预地方上的各种行政事务，也不让他们拥有能够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队。这样一来，这些皇族的子孙们岂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挑战近在咫尺的实权，甚至中央政府最高的皇位?淮南王刘安招募所谓的“宾客”和方士编写《淮南子》本身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就是说，其中的根本原因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尤其是在皇族内部的当权者与不当权者之间展开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董仲舒及其“春秋公羊家”的思想体系同“黄老之学”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也是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此种情况下，不当权者的淮南王刘安作为神仙迷信的代表人物鼓吹所谓的“黄老之学”也就合乎情理了。虽然这些同中央的统治思想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刘安亲手撰写，具体编撰《淮南子》的不过是聚其门下的“宾客”和方士，但在对抗中央政府某个措施、某项政策的这些大的目标上，他们似乎能够暂时取得思想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