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及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第一节　王充及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一、王充及其家庭的社会背景

根据王充所撰写的“自传”(《论衡·自纪》)记载，王充生于公元27年(光武帝建武三年)，约卒于公元97年(汉和帝永元年间)，字仲任，浙江会稽上虞人。其先祖为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因其从军并有军功，曾受封于会稽的阳亭为一个小封建主，但是，仅仅一年就被削去了官爵，随即落户在当地“以农桑为业”。其祖父也曾经做过小商贩(“以贾贩为事”)，由于王充的家庭在祖上就有任侠的传统，祖辈与父辈有时也好行侠仗义，并且都十分勇敢，因而为打抱不平之事得罪了豪家，不得已而迁往浙江的钱塘，后来又迁往上虞。

王充虽然出身卑微(“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但是，经过他自己长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成为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士”。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都以能够做官为自己读书的最终目的，王充虽然也不能例外，却也只是做过本地方的一名最基层的官吏(即最小的官)。后来仅连这种最基层的小官吏都难以维计，不得已而干脆回家专门从事研究与著述。直到晚年，他还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

王充的家世及其社会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受官吏和社会上层的歧视。所以，他在《论衡·自纪》中这样说:“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王充关于自己家世的这一段记述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豪族强宗的偏见。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细族孤门”就应该永远是“细族孤门”。如果在这种家庭中一旦出现一个有才能的特殊人物，那就如同突然出现妖魔鬼怪一样，一定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抑、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当然，王充的先辈们毫不妥协的任侠传统与敢于同豪族强宗等恶势力抗争的精神，也或多或少地对青少年时代的王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这样说，他的曾祖父“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他的父亲和伯父“在钱塘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其实，他们家之所以屡屡搬家就是因为同当地的豪族强宗抗争而受到迫害的缘故。不过，王充也继承了这个家族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传统。不同的仅仅是其先辈凭借的是勇气和力量，而他却凭借自己掌握的哲学思想，并且运用手中之笔写出了反抗和批判豪族强宗的文章。

二、王充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王充的一生都受到官府和豪族强宗双重的排斥和压抑，因而他比较接近并且同情普通的老百姓。在政治上，他也能够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对豪强地主和官僚士大夫阶层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他甚至能够竭力否认富贵贫贱与操行贤愚之间存在着某种所谓的必然联系，他说:“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论衡·逢遇》)这就是说，富贵之人未必就才高德重，贫贱之人未必就智薄德寡。这当然是同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富贵之人才高德重，贫贱之人智薄德寡”等论调针锋相对的，进而从理论上否定了统治者以富贵作为划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

而对于封建统治者和豪强地主、官僚士大夫阶层千方百计取得的不义之财及其社会危害性，王充发表评论说:“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论衡·偶会》)“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读辖)匮所赢，缣布丝绵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论衡·别通》)。这也充分表明了王充同统治者与富人根本对立的立场，以及对劳动者的同情与支持。

也正是由于王充曾经做过最基层的小官吏，因而对当时官僚机构的腐败与残酷行径有相当的了解，他也才能比较如实地披露腐败官僚们的丑恶嘴脸及其罪行。因此，王充揭露并且分析说:“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论衡·程材》)毫无疑问，王充对官僚集团的种种腐败行径的揭露和批判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准确、深刻。事实上，王充的这一描述已经活脱脱地勾画出当时的豪强权贵们通过官僚机构贪赃枉法和搜刮民脂民膏的真实情况。王充如果没有当过小官吏的这一亲身的经历，对于腐败官僚的上述描绘就不可能如此之透彻。在王充看来，两汉之际的官僚腐败集团的腐朽统治本来就是从统治集团最顶端的朝廷开始，自上而下地形成并且逐步地巩固起来的。因为，上有“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论衡·答佞》)，这才使那些不学无术的碌碌之辈和奸佞小人得以充斥朝廷，立于庙堂之上，尸位素餐。对于这种黑白颠倒的现实，王充还举例说:“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同娴)，皮媚色称。”(《论衡·逢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显而易见，王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阅历都决定和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写作目的。对此，他这样叙述说:“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语，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论衡·自纪》)这既是王充的学术精神，也是他的治学态度。王充还宣称，自己的哲学就是“依道家”立论，“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其实，王充不仅对道家的“自然之说”，而且对先秦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有所批判和吸取，尤其是对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方面，他都比较自觉地继承和捍卫了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及其基本的思想观点。

王充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发誓说，一定要博览群书，并且还自比“通人”。因此，他一方面痛斥那些“章句之生，不览古今”;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要“胸中怀百家之言”，即像大海吞吐百川那样。他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不言而喻，王充之所以取得后来巨大的学术成就，就在于他勇敢地实践了自己“通明博见”的治学理念。

第一，王充非常赞赏历代的“黄老学派”既“说天道”，又“得其实”的思维方式。王充指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也。”(《论衡·谴告》)这就是说，在继承“黄老学派”的哲学思想时，既要吸取黄老学派“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又要剔除其中隐藏的神秘主义杂质。在王充看来，过去的“道家”确实存在着“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论衡·自然》)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严重的缺陷。但是其继承者的“黄老学派”不仅广泛地引用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还概括和总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科学成果，因而创立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摆脱了道家自身的“无为论”和“复古论”的局限性，而且还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二，对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尤其是对于自董仲舒以来被歪曲了，或者是被神化了的孔孟儒家学说，王充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王充说:“案贤圣之言，上下多其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苟有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王充的这段话就是说，他之所以对孔子和孟子学说进行责难和批判，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应该感到奇怪。在《论衡》的《儒增》与《刺孟》等诸篇文章中，他还对儒家的子思与孟子学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对于儒家学说中荀子一派的思想才保持着某种思想路线上的内在联系。

第三，对于墨家的学说，王充不仅充分地吸取了其中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而且还非常严肃地驳斥了墨家的鬼神论和狭隘的经验论;因而既坚持并且肯定了墨家的薄葬理念及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他们所以“废而不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薄葬而又佑鬼……术用乖错，首尾相违”(《论衡·薄葬》)的逻辑矛盾。

第四，对于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王充都进行了简要的评述。比如，对于法家思想，王充批判了他们的“偏驳”;对于名家理论，王充也指出了他们存在着“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等缺陷;而对于阴阳家的学说，王充则称“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

总而言之，在汉代的哲学及其学术领域，王充的哲学是作为官方神学和“谶纬”迷信的对立面出现的。所以，其哲学本身既是对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以及此后的“谶纬”迷信的一种否定，也是对司马迁、扬雄、桓谭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自己的这种哲学发展方向，王充自己也发表评论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衡·自纪》)“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论衡·自纪》)在这里，王充说的“实”，就是指自己在学术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实际情况或者以事实为基础。也就是说，王充以“实”(客观事实)为依据，对于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与神秘主义、宗教与迷信等等虚伪的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毫无疑问，王充参与的辩论是激烈的，他的斗志是旺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文盛，其辩争”。

对于《论衡》的写作目的，王充这样阐述说:“《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论衡·对作》)而对于当时所谓的“上流社会”中非常盛行的自欺欺人的虚伪不实的言论，王充不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且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叙述说:“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论衡·对作》)“世间书传……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非常明显，王充在这里所坚持的哲学立场是唯物主义的，并且还具有大无畏的时代批判的哲学精神。在王充看来，他自己所撰写的这本书之所以一定要命名为《论衡》，其本身就是为了体现这种时代批判的哲学精神。所以，王充才这样阐述说:“衡者，论之平也。”(《论衡·自纪》)“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这一小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由于“衡”这个字的本义就是天平上的“平衡”之意，因此，所谓的“论衡”，就是指能够作为“评定”或者说“平衡”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其目的当然就在于能够达到“冀悟迷惑之心，使之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由此可见，王充声称自己的哲学就是要本着“疾虚妄”的精神，不仅对当时流行的“经学”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而且还对“今文经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王充为什么一定要对当时作为官方哲学的“五经”提出质疑?王充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论衡·正说》)。由于当时的人们都以五经为是非的标准，即使所说的东西并非五经，也无从知道真伪(“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如果五经真的是出自孔门，并且一直都完整无缺，那么还情有可原。然而五经通过秦朝的禁令和焚烧以后，已经残缺不全。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地精心编排与注释，都确实“不知何者为是”。而至于其他诸子之书，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难。道理很简单，“秦虽无道，不燔诸子”，故而“文篇具在”。“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论衡·书解》)然而董仲舒却抱残守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刘歆也认为，虽然儒家之经是“本”，诸子之书都是“六艺”的支流，但至少也应该是“末”，因而本来就不应该“罢黜”，这当然是对董仲舒的主张持不同意见，但是王充比他又前进了一步。在王充看来，从相对的意义上说来，“经”也可以是末，诸子之书也可是本。因为，如果末讲的不合事实，或许本讲的却合乎真理。他比喻说，只有在房顶下之人，才能够感觉到屋漏;只有在草野之人，才能够知道政治的过失。因此，也只有依靠诸子之书，才能够真正纠正“经典”(儒家思想)的错误。如此一来，王充不但敢于把“独尊”的儒家思想从“经典”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并且使之与其他诸子之书并列，而且还敢于用诸子之书去纠正儒家经典的错误。显而易见，王充的这一思想是同他出身“细族寒门”，居于“草野”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三、王充的著作

王充的著作主要有《论衡》、《政务》、《讥俗》和《养性》等四部。其思想内容都是对当时已经成为法典的“经学”与“谶纬”神学、宗教与迷信等理论展开的系统批判和猛烈抨击，所以，王充的哲学在中国战斗的无神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又树立了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因为其他三部已经遗失，现存的只有《论衡》一部。根据目录，《论衡》共有85篇，但是，由于其中的《招致》只存在篇目而无内容，因而实际上只有8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