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及其门人对讲学模式的探索

第二节　王阳明及其门人对讲学模式的探索

16世纪初期，无论是王阳明还是他的弟子们，都在思索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阳明学呢？适应于阳明学传播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其实早在正德十年（1515年）所作《夜气说》中已说得很明白，即是要师友相聚。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再次强调其学“须口口相传，庶几不坠”，“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58]。这些议论，实际上成为明代中晚期以阳明学派为主体的讲会风潮兴起的理论基础。阳明终其身以讲学为事。时人有称赞王阳明的，说：“古之名世者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王阳明笑答道：“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是全人。”^[59]批评他的人也说：“阳明方倡良知之学，所在聚徒开讲，效象山之高恣以广其声焰。”^[60]无疑，阳明把讲学看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他的讲学，始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王阳明的讲学活动像所有的理学家一样，局限于授徒讲学。嘉靖二年（1523年），王阳明的弟子王艮主张采用孔子周流讲学的模式，四处游动讲学，并亲赴京城讲学，引起一片骚然；这一举动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而且也不受阳明的支持。嘉靖三年（1524年），在王艮、南大吉的建议或主持下，重葺稽山书院，并以之为王阳明的讲学场所。次年，邹守益建复初书院，请王艮讲学。至此，利用书院进行讲学，成为王阳明及其门人讲学的主要模式。但是，嘉靖五年（1526年）阳明门人刘晓在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召集门人举行惜阴会，则无疑为阳明学派的讲学开创了一种新的讲学模式——地域讲学。从此，“地方性的讲会活动是阳明学扩展的关键机制”^[61]。

阳明的授徒讲学，自然是沿袭宋明理学家惯用的授学方式，并没有什么创新。不过，王阳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专职的讲学家，而是随时随地在闲暇之时开展讲学活动，即使在军旅中亦是如此。如此一来，他既把讲学活动充分地贯彻到他的生活当中去，又摆脱了“讲学空谈”的议论。他的弟子王艮，在嘉靖二年（1523年）为了传授王阳明的学说做出了一次惊人的举动。嘉靖元年（1522年），阳明以外艰家居，王艮师从。王艮以师说未能遍及天下，入告阳明说：“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闻此学者乎？”因问孔子当时周流车制何如。对于王艮想效仿孔子周流讲学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学说，王阳明的态度是“笑而不答”^[62]。看得出来，王阳明对于周流讲学的方式，并不强烈反对。于是，王艮戴五常冠，坐蒲轮，前往京师讲学。其蒲轮上写着：“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63]据黄直说，癸未（1523年）之春，他在北京参加会试，王艮“忽北来，驾车徬徨，随处讲学，男女奔忙。至于都下，见者仓皇。事迹显著，惊动庙廊”，于是“同志曰吁，此岂可长，再三劝谕，下车解装，共寓京邸，浩歌如常”^[64]。照此说来，当时阳明的门人对于王艮的仓皇讲学的行为，不表示赞同，最担心的无疑是“惊动庙廊”。因此，王艮从京师归来后，受到了王阳明的重责。从王阳明对这件事的前后态度可以看出，他最终承认周流讲学的方式是容易招来忌讳的，所以也不再希望王艮再有这样的举动。那么，接下来王阳明要鼓励什么样的讲学方式呢？

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建立了他第一个讲学场所——稽山书院，开始利用传统的书院讲学的方式来传播学说。迄今为止的研究都表明，阳明在家乡浙江绍兴府及余姚县举办的讲学集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是最早的阳明学讲会^[65]。稽山书院在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冈山阴地^[66]，原为宋时所建之朱熹祠，后改名为稽山书院。明正德年间知县张焕改建于故址之西。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门人、绍兴府知府南大吉（1487—1541年）^[67]为稽山书院增建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68]，“聚八邑彦士，（阳明）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仁鸣、薛宗铠（1498—1536年）^[69]、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1485—1532年）^[70]等来自直隶，何秦（1486—1551年）^[71]、黄弘纲（1492—1561年）^[72]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1498—1568年）^[73]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止于至善”^[74]。次年乙酉（1525年），阳明为稽山书院尊经阁撰写记文。这篇名为《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记文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王阳明对于经学的态度——“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受到经学史研究者的注意，然记文中亦曾追述稽山书院创建之过程：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75]

南大吉在该讲会中起了较大的作用。乾隆《绍兴府志》中说：“文成振绝学于一时，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皆大吉左右之”^[76]，而且，“四方从新建者麇集，公为都养焉”^[77]。这说明当时稽山书院讲会的经济支持来自绍兴知府南大吉。

与稽山书院讲会约略同时者，有中天阁讲会。邵廷采《姚江书院记》言：“余姚则龙泉有中天阁，故为绪山讲学之所。”^[78]但是，中天阁讲会实际上是由王阳明本人倡起，钱绪山当时肯定参与过，并且在后来成为讲会定期举行的主持者。中天阁讲会与稽山书院讲会的盛况相比要简约许多。但是，阳明为这次讲会所书中天阁壁以勉诸生之文，却成为阳明学讲会最早的会约。其文约略劝诸生“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以相观成善。中天阁的讲会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了阳明定期讲会的构想。而且，在这篇文章中，阳明对于讲会中朋友论学所当注意的态度有着较多的说明，对于阳明学讲会的会风有着深远的影响：

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麤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79]

不过，中天阁的讲会最后由于缺乏经营者而未发展成书院，也未成为后来阳明后学讲学的据点。作为最早的阳明学讲会的据点，稽山书院和中天阁都在后来的讲会活动中没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也说明，阳明学的传播并不是依托于某些单个的著名书院，而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遍及各地的地域性讲会，就是阳明学传播的最有效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始自嘉靖五年（1526年）安福惜阴会的创办。

惜阴会的始创者是吉安府最早从学于阳明的学者刘晓^[80]。刘晓（1480—1550年后）^[81]，字伯光，号梅源，江西安福三舍村人。三舍刘氏在安福为望族，族内阳明学学者甚多，如刘邦采、刘文敏、刘秉监等人，在当时皆为一时名儒。正德八年（1513年）癸酉，刘晓中举人，选授为新宁令，“适阳明先生官南京鸿胪寺，遂挂冠往受业焉。与徐曰仁、薛侃辈切琢之……确信为仁由己。阳明别以诗，期许甚至。初吉郡未有知王学者，自晓归，而狮泉、两峰、三五诸君相继从游”^[82]。据《阳明年谱》载，阳明之为南京鸿胪寺卿，乃在正德九年（1514年）。《阳明年谱》正德九年甲戌条载：“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五月至南京。自徐爱来南都，同志日集。黄宗明、薛侃……刘晓……辈同聚师门，日夕渍砺不懈。”^[83]由此可见，刘晓之师从阳明，确切地在正德九年（1514年），比邹守益从师阳明更早^[84]，对于安福之阳明学来说，有开路之功。其族侄刘邦采、刘文敏正是受其影响，才从学于阳明。刘邦采与刘晓至老共学不衰，尝称其为“嘉谷之种”^[85]。当刘晓崇祀于乡贤祠时，提学冯公撰《崇祀乡贤札》云：

（接上页）先生为之五丁也。”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亦载：“刘晓，字伯光，南乡三舍人。以乡举为新宁令。初阳明先生为南鸿胪，吉郡士未有及门者，惟晓先受学，与徐曰仁、薛侃辈切磋。……至归，以语狮泉、两峰、三五三君是先生之门多吉州士矣。晓合诸同志岁时讲谈，而题其端曰惜阴。安成惜阴之会，自晓始。”

刘晓当为举人时，首从阳明先生讲学，深信笃行。阳明嘉其信道之笃，见之诗草可考也。因倡率诸刘事阳明，后其学大明而刘两峰亦归功于梅源。然则江西理学相继表章，固称多贤，而推本所自，安可忘梅源也？^[86]

作为吉安府安福县最早的阳明学者，刘晓也许认为创立讲会以宣扬阳明学是他的责任。后来他在《惜阴会约引》中说：

晓之事夫子也最早，愧无以为诸君子倡，因念生也异方，不能往受教。在乡也，又势各有便，不能聚一。惧夫离群索居，固有因而怠焉者矣。乃与诸同志立为惜阴会，期以各双月望日轮有志者若干人主供应，择地之雅胜居焉，互相切磋，各殚厥心，尽五日而散。与会者非有大故，不得辄免。^[87]

邹守益追述惜阴会之创建，说：“吾邑惜阴之会，始于丙戌（1526年）。”^[88]最初的惜阴会在刘晓的读书之处梅源山房举行。《三舍刘氏七续族谱》追述其事曰：“晓，字伯光，号梅源，谕德戬之孙。……结屋梅花之源，合诸同志岁时讲业，而题其端曰惜阴。阳明先生为著《惜阴说》。安成惜阴之会，自晓始。”^[89]梅源是刘晓之祖父谕德刘戬所建读书之处，而刘晓“自新宁以隐别墅，植梅浚源，以光谕德公之休”^[90]，使梅源成为自己读书会友之处。

惜阴会的出现，得到了王阳明的赞许。嘉靖五年（1526年）十二月，王阳明作《惜阴说》，言：

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会。其志笃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阴时乎？离群而索居，志不能无少懈，故五日之会所以相稽切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91]

从某种意义上说，《惜阴说》正是后来阳明学讲会发展起来的一个文献上的依恃，而这一切的起源正是刘晓惜阴会的创立。后来，邹守益说：“先师惜阴之约，以图不虚此生。”^[92]“惜阴”概念的提出，无疑是要求门人迫切讲学，而惜阴会之类的地域讲会，正是讲学的最有利形式。因此，惜阴会在明代讲学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在安福县、吉安府，大大小小的讲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且这些讲会或者仿照惜阴会的模式，或者即以惜阴为名。直至万历（1573—1619年）年间，刘文敏弟子王时槐讲学于金牛禅院、西原会馆，仍以惜阴名^[93]。然西原之会，“每岁季月小会，九月大会”，与昔日惜阴之会“间月为会”并不相同。这说明，惜阴之会对于吉安府境内的讲会存在着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并不仅体现在讲会的规制上，而且“惜阴”之名成为凡吉安府境内讲会所共有的地域认同。在这一地域即吉安府内，讲会不管是合府的九邑大会，还是各县的讲会以及书院中举行的讲会，或者是家族中如刘氏家族之五老会，都可以以惜阴为名。沿至后来，惜阴会再不是指一个具体的讲会，而成为了吉安府境内讲会的通称了^[94]。甚至在吉安府以外，都出现了惜阴会。邹守益有诗《乐安诸友作惜阴会赋诗勉之》，足以证明当时江西乐安亦有惜阴会之举^[95]。邹守益《赠杨生归蜀》载：“杨生科自江津来省其兄几川郡侯。侯语之曰：‘吉安惜阴诸友方从事于致良知之学，吾甚嘉之。汝其往请益焉，归以告于蜀之同志。’”杨科兄杨彝嘉靖十一年（1532年）任吉安府知府，故其事当在嘉靖十一年稍后。惜阴会在吉安的流行，使得安福的阳明学非常发达，而创立惜阴会的刘晓及其家族，亦受到阳明学学者的欣赏，所谓“一门讲贯，几乎邹鲁。当世言吉州人物者，以吾三舍刘氏为最”^[96]。而且，“惜阴”成为明代讲学者最喜欢使用的概念。翟台有《惜阴书院绪言》，魏良弼（1492—1575年）^[97]也有《示诸生惜阴说》^[98]。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邹守益游洪阳洞，订春台大会，即仿《惜阴会约》，每岁一会，以仲春为期，每月为小会，以规过劝善为会约之旨^[99]。邹守益对于“惜阴”二字，非常欣赏，曾有“惜阴分得良知诀，一点灵光照万年”之诗^[100]。

总之，惜阴会是明代较早的颇有影响的阳明学讲会之一，并开创了明代地域同志集会讲学的风气。惜阴会的出现，使阳明学学者与地方讲学进一步结合起来，使讲会能在基层社会流行，从而使阳明学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传播开来。正如吕妙芬先生所言，惜阴会“开创了集结地方同志定期讲学的新风气”^[101]，“成为王阳明去世后传播阳明学最重要的组织模式”^[102]。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既可以充分地发挥缙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又能有效地解决讲学的经费问题，还能规避政治风险。事实证明，即使在中央政权对于书院及讲学采取最严厉的打击措施的时候，讲学活动仍然能够在地方缙绅和地方官的保护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