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湛甘泉、吕柟的讲学活动
“德不孤必有邻”。阳明的讲学活动不是孤立的，除却他的门人外，湛若水和吕柟也是著名的讲学者。作为阳明的讲学之友，吕柟曾说：“阳明子行茂而不倦，功高而不伐，虽当投戈之际，辄讲艺不辍，虽于白首之年，务赤子之不失，此其风固可以淑四方，而其学亦将以启方来。”[103]吕柟说得很对，阳明正是用其个人魅力和对于讲学的执著，引导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阳明学的讲学中来。不过，吕柟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本人的讲学活动，以及湛若水的讲学活动，共同推动着嘉靖年间的讲学风气走向高潮。
曾经参与过稽山书院讲会的周冲，就在扬州随湛若水讲学[104]，后又至南京问学于吕柟。周冲问：“今之讲学者，多有不同，如何？”吕柟回答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邪？”[105]有趣的是，吕柟、湛若水生前都曾为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死后在隆庆初年皆谥为文简。晚明大儒刘宗周言：“先生（吕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106]张弘道《皇明三元考》言：“（吕柟）在朝在野，随寓尽道，所至学徒云集，为理学之宗。”[107]而湛若水的讲学，则较吕柟又更盛。黄宗羲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108]又说：“阳明在吏部讲学，先生与吕仲木和之。”[109]湛、王之初识讲学，约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据焦竑记载，“乙丑（1505年）会试……拔第二名，赐进士高等。选为翰林庶吉士，擢编修。时阳明王公在吏部，相与倡道京师”[110]。吕柟与湛若水的讲学，虽宗旨不同于阳明，然与阳明之讲学呈呼应之势，共同推动着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的发展。
吕柟（1479—1542年），原字大栋[111]，后改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弘治辛酉（1501年）乡试第十名，次年赴会试不第，入国子监读书。正德戊辰（1508年）会试第六名，殿试对策，大廷以“法天法祖”为问，以仁孝为对而要之于学，擢第一，时人称得真状元，授翰林院编撰。正德年间忤刘瑾，嘉靖初年抗大礼议，声节著于朝。嘉靖十八年以南京礼部侍郎致仕，嘉靖二十年卒于家[112]。吕柟是陕西高陵人，明代关学的代表人物[113]。其学源出于薛思庵，可上溯到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114]。刘宗周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成。”[115]这可见其为学的风格，基本上是恪守朱子学的规矩的——“以格物为穷理及先知而后行，皆恪守成法”，“所学醇正，不以王阳明为是，不以陈白沙为高”[116]。他还曾为重刊的朱熹《四书集注》作注[117]。他评价阳明的学说颇多，但归结为一点，就是圣人教法因人而异，单提“致良知”未免偏颇。例如，他曾说：“圣人教人，每因人变化，未尝规规于一方也。今不论其资禀造诣，刻数字以必人之从，不亦偏乎。”[118]因此，当邹守益等人以阳明之学向他问难时，他说：
子敢以阳明之学为是乎？子敢以阳明之学为不是乎？……昔先正以一言一字发人，而况阳明之学痛世俗辞章之烦，病世途势利之争，乃穷本究源，因近及远，而曰行即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尝不是乎？但人品不同，受病亦异，好内者不可与言禁酒，好弈者不可与言禁财也。……见守齐举，知行并进，此惟圣人能。故阳明之学，中人以上虽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无所归，故《论语》不道也，亦何尝尽是乎？虽然，自夫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为急也，其弊至于戕民而病国，则阳明之学又岂可少乎哉？[119]
吕柟认为，阳明提倡良知之学，在当时有其积极的意义，即对于世俗偏重于辞章而不重圣学的弊端是一种警醒。但是，阳明的良知之学，在吕柟看来，只适合于中人以上，而不能适用于中人以下者，所谓“人之资质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学问有浅深，不能概以此（良知）语之”[120]。所以，他提倡以“下学”为入圣之门，以躬行为学问之要。他对门人说：“今讲学甚高远，某与诸生相约，从下学做起，要随处见道理。”[121]他重视躬行[122]，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学术的关键乃在看他的行为。有人问他对阳明之学的态度，他说：“讲其学，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讲其学，而行是，信之可也。”[123]因此，从其学问宗旨看来，吕柟与阳明及湛若水之间相距甚远。但是，吕柟并不认为讲学本身有什么问题。他自己的讲学活动始于青年时期。据载，他最初受学于孙昂，后问道于薛思庵，于是充乎有得，构云槐精舍，聚徒讲学其中[124]；弘治十五年（1502年）会试下第后读书国子监，与崔仲凫、马理等人讲学于宝邛寺[125]；正德九年（1514年）告归，至嘉靖元年（1522年）重新起用之间，在家乡筑东郭书屋以会四方学者；别塾不能容，又筑东林书屋[126]；嘉靖三年（1524年）以议礼而贬往解州，在解州即废寺建解梁书院[127]，选州之良民善众百余人仿行《蓝田吕氏乡约》于书院中[128]；嘉靖六年至嘉靖十五年任官南京，先后居于柳湾精舍和鹫峰东所[129]，“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守益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130]，柳湾精舍和鹫峰东所也成为当时学者频繁眷顾的场所[131]；致仕之后，复讲学于北泉精舍[132]。他的语录，有《云槐精舍语》二卷、《东林书屋语》一卷、《端溪问答》一卷、《解梁书院语》、《柳湾精舍语》二卷、《鹫峰东所语》十二卷、《太常南所附邵伯舟中语》三卷、《太学语》二卷、《春官外署语》二卷、《礼部外所语》一卷[133]。他的讲学，最称醇正，后人誉之“听者心醉，知孔颜正脉所在而诐淫邪遁之辞不足听”[134]。其实，吕柟对于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并不因其宗旨相异而产生排斥情绪，而对讲学抱宽容和扶持的态度。这一点从他与邹守益之间的讲学看最为典型。邹守益在嘉靖六年（1527年）由广德州判官转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135]，次年吕柟亦转南京吏部。两人得缘此相会讲学。耿定向《先进遗风》记载：
先生（吕柟）故与文庄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学，主先知后行说；文庄承服师传，时以知行合一旨启先生。先生咈不省，每晤必辨，辨必至閧然而争，若聚讼然，迹甚忤矣。乃先生与文庄交情不啻同胞，夷险离合，真是一体。[136]
吕柟在《别东郭子邹氏序》中对此说得更为详细：
予与东廓邹氏之在南都也，三年矣。每以居室之远，会不能数。然会必讲学，讲必各执所见，十二三不合焉。初会于予第，东郭曰：“行即是知，譬如登楼，不至其上，则不见楼上所有之物。”予应之曰：“苟目不见楼梯，将何所加足以至其上哉？”东郭亦不以为然。他日同适太学，雪中行，已过长安街北矣。东郭曰：“今之太学，非行安能知哉？”余指前皂曰：“非斯人先知适太学之路以引马，予与子几何不出聚宝门外乎？”盖自是所讲，数类此。[137]
尽管吕柟也试图劝说邹守益的门人们改信“知先行后”之旨，而邹守益也常对吕柟之门人言“知行合一”之旨[138]。但是，这种学术上的分歧始终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吕柟与另外一名阳明弟子陆原静也交好，说“原静师事阳明王子，阳明王子讲周、程之学而求明且行乎孟氏之道”[139]。
最难能可贵的是吕柟对于讲学的维护。嘉靖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等人攻击湛若水为伪学，吕柟说：“圣天子在上，贤宰相在下，岂可使明时有伪学之禁？”而早在嘉靖二年（1523年），时为翰林院修撰的吕柟为会试考官之一，时会试策为蒋冕所拟，意在阴诋阳明，而有举子对策中言“欲将今之宗陆辨朱者，诛其人，焚其书”，贴切主考官的用意，吕柟却说：“观此人于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权势。”竟弃不取[140]。清人陈田辑《明诗纪事》，言及此事时说：“癸未（1523年）会试，主司发策，有焚书禁学之议，泾野力辨而解救之，得不行，此盛德事，可以愧讲学攻击者。”[141]身在晚明讲学场中的耿定向，更是感叹良多：“比见谈学者意见相左则衷起戈，格调稍异则眼分青白，记短则兼折其长，贬过则并伐其善，而犹曰吾心本来无物。然耶？否耶？”[142]
然而，吕柟讲学声名在当时虽盛，所谓“海内人士识与不识，皆尊之曰关西夫子”[143]，却没有培养出优秀的接班人。他的弟子中，最著者如吕潜、郭郛[144]，恪守师说，却无创意。吕潜在嘉靖末年，亦是在朝缙绅讲学的活跃分子。当时讲学主流为阳明学，吕潜大概尽得其师于讲学中求同存异之心志[145]。据说薛方山曾从吕柟讲学，却又曾师从欧阳德，因此仍属于心学一派[146]。不过，薛方山仿朱子《伊洛渊源录》作《考亭渊源录》，确有朱子学的味道，似不无吕柟的影响。
湛若水（1466—1560年），初名露，后避远祖讳改名雨，复改名若水，字民泽，号元明，广东增城人。弘治五年（1492年）举乡试，次年会试不第，弘治七年（1494年）从学陈白沙，改名湛雨。弘治十七年（1504年）改名湛若水，赴会试，中进士，选庶吉士，并结识时在兵部的王守仁。正德二年（1507年）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十九年（1540年）以南京兵部尚书致仕。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卒于家[147]。湛若水是陈白沙（1428—1500年）的嫡传、江门钓台的继承人。在明代的广东，旧的知识传统的影响显然较其他省份为轻，所以便成为明代心学的发源地[148]。陈白沙（献章）虽挂名为笃守程朱矩矱的吴与弼的弟子，实无所得于吴与弼，而讲“主静自然”之学。湛若水在弘治七年（1494年）问学于陈白沙。弘治十三年，陈白沙去世，湛若水还恪守古师弟之风，为其守制三年。但是，他的学术并不完全受陈白沙的限制，而且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当然，白沙本人对于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思想也非常赞赏。湛若水与阳明之间，曾因“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之同异辩论不已。湛若水也认为阳明释“格物”为“正念头之发”并不妥当，认为“夫阳明之正念头，致其知也，非学问思辨行，何以为致”[149]，并坚持“格物”即“穷理”之说。阳明认为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求之于外。湛若水说：
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者，非也。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宇宙内即与人不是二物。[150]
虽然两派讲学宗旨互异，但是湛氏门人中多注意“良知”。如郭平川虽师湛甘泉，却尝示人曰：“阳明先生有言良知，即未发之中。”后来王塘南称此论之功曰：“夫以知觉运动为良知，绍兴之一脉几晦，得先生揭未发之一言，阐幽泄密而正学复明。”[151]其实与阳明一样，湛若水认为天理存于人心，只因事来，随处体认。所以，阳明门人中如蒋信（1483—1559年）[152]、周冲（道通）辈皆主调和湛、王，以“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同[153]。此是后话。总之，两人在学问上还是互相倾慕的，在讲学活动所遭遇的际遇也略相仿。只是湛甘泉本人的品行似乎更有可议之处。邓志峰先生曾以“无用道学”、“假天理”、“真伪学”、“嗜财好色”诸种贬词来评判湛若水[154]。其实，明人对湛若水的评价也不高。例如徐学谟就因湛若水以礼部左侍郎身份参与世宗皇帝的祈嗣活动而斥之为“伪君子”。薛方山虽因黜王畿而不为王门诸子列于门墙，然于阳明却甚尊崇，对湛若水却极轻视。黄景昉《国史唯疑》记载：“薛（方山）视浙学政严，有举乡贤某，以学追湛、王为辞。批曰：‘王谓阳明先生，固也。湛何人？吾所不识。’轻薄意隐见言外。”[155]这种品行的问题在大礼议中就存在。当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初起时，湛若水是站在反对世宗皇帝一边的。后来的世宗皇帝为此还曾说：“湛若水为尚书方献夫之友，则友而疏矣。”[156]但是，湛若水的立场并不明确。同年七月以杨慎、丰熙为代表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中，却不见了湛若水的名字[157]。而八月庚申他即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之后，湛若水确实对世宗极尽其阿谀之能事，如进《圣学格物通》、《古文小学》等，并得到皇帝褒奖[158]。但是，麻烦同样也因频繁的献书引起。嘉靖十五年（1536年），湛若水进《二礼经传测》，却被皇帝以其违圣人之教退回。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世宗对湛若水产生了某种排斥心理，并在该年部分支持了游居敬禁毁湛若水所建书院的请求。
其实，在嘉靖十五年时，湛若水的讲学已经渐成规模了。从最初正德五年（1510年）在北京与王守仁讲学始，经由正德十年（1515年）以护母丧南归在南京与诸生讲学，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家乡建大科书院讲学，嘉靖三年（1524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在南京郊外建观光馆，嘉靖七年（1528年）任南京吏部侍郎时建新泉书院、三山书院，嘉靖七年（1528年）以考绩北上路经扬州建甘泉行窝[159]，嘉靖十九年（1540年）致仕后门人在家乡为其建天关书院，至此，其所建书院已经达到36所，其中广东19所，南直隶13所，福建3所，湖广1所。而且，禁书院的效果也不明显[160]。据说，湛若水倡建书院的同时，“尽毁私创庵院，僧尼勒令归俗，后生子多以湛名”，亦颇可笑[161]。从某种程度上说，湛若水的讲学在当时获得的评语未及吕柟。黄景昉说：“湛甘泉故称恬静，间亦不免（横恣），生徒往往烦人。为南宗伯日，扬州、仪真大盐商皆从讲学，号‘行窝中门生’，到处请托。或嘲之正‘到处体认天理’，如甘泉教云。流弊可知。”[162]然流弊归流弊，发达却成事实，甘泉盛时据称有三千门徒。田汝成说：“我增城湛子，天民之先觉也。……足以阐圣学而开迷途。是以随所戾止，从者云集，而白下、青阳、江都、宜兴、南海、曲江、斗山、天泉、罗浮大方名壤，率有精舍以寄行踪。”[163]至于湛若水与王阳明讲学之投缘，可观二人对对方的评论。阳明曾说：“吾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未见此。”湛若水则说：“某生平与阳明公同志，他年当作同一传矣。”[164]田汝成等人作甘泉精舍，则“复作阳明游祠于精舍左方”，以“与湛子同道者也”[165]。
湛若水和吕柟及王阳明三人的讲学，约略同时。吕柟在正德三年会试时，湛若水适为会试考官，所以，吕柟与湛若水有门生和老师的关系。但是，吕柟之学与湛若水之学却大相径庭，在理学上并不存在着师弟传承的关系。因此，吕、湛、王三人的讲学，代表着正统的程朱学派、异出的阳明学、异出的甘泉学三者之间的流承。当时学者从学，不从湛、王，则从吕柟。例如，王材（1508—？）就曾先后试图问学于湛门、王门及吕柟三人[166]。闻人诠先后受学于湛、王，嘉靖十三年建会华书院祀甘泉，吕柟为记[167]。池州青阳县之柯乔、施宗道先后执贽于阳明、甘泉之门，后遂在九华山之化城寺右建阳明书院，于中峰建甘泉书院[168]。三人于道学的追求是同一的，故皆以讲学为毕生事业，共同推动讲学的发展。三人的讲学宗旨是不同的，故相互间也不能不有所辩论。三人之中，湛甘泉最为长寿，而阳明最先逝去，然而湛门的弟子，多慕阳明之学，如唐枢、洪垣等人，皆主调和湛、王[169]。因此，明代的讲学运动，卒以阳明学的讲学为主流。这样的结果，不能不归结为阳明学的特色和创造性。张涟先生说：“儒学思潮的变化和转向，不仅仅是在士大夫阶层酝酿，这种思想上的自觉同时也在民间蔓延，因此，无论是上层士人的形上学说，或是下层社会的日用之道，皆在时代的脉动中发生了同质的变化，这也更证明阳明学说之所以取代程朱一跃而成为学术的主流，乃是大势所趋。”[170]无论是士大夫的讲学，还是庶民的讲学，所讲大都为阳明学，这自然还得归结为阳明弟子推行讲学活动的努力。
【注释】
[1]王守仁卒于嘉靖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按公历计算是公元1529年1月9日。参见秦家懿：《王阳明》，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页2。
[2]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页1。
[3]钱穆：《略论王学流变》，《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页199。
[4]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版，第141页。
[5]蒋冕，字敬之，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间累官户部尚书。嘉靖初，与杨廷和清理正德朝之弊政，颇有成绩。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杨廷和致仕后继任首辅，以议礼不合甫两月即去。《四库全书总目》湘皋集三十三卷条下有小字，引《湘皋集》内吕调阳序，言蒋冕字敬所，而非敬之。然据《献征录》卷十五所录自于《弇州别记》中之《内阁大学士蒋公传》仍作敬之，今从之。
[6]王云凤：《宏（弘）道书院记》，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四，祠祀志。
[7]《世宗实录》卷七十六，嘉靖六年五月辛巳。
[8]《世宗实录》卷五，正德十六年七月丁丑。
[9]《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丁巳。
[10]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阳明全书》卷三十六。
[11]宋仪望：《赠大理右少卿吕公迁南光禄卿序》，《华阳馆文集》卷二，四库存目丛书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宋氏中和堂刻本。
[12]刘春：《薛思庵先生野录序》，《思庵野录》。按，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嘉靖三十三年刘起宗刻本）卷五有《思庵野录序》，文字全然不同。
[13]汪佑：《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康熙八年），叶为铭《歙县金石志》卷七。
[1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三先生皆以丁卯（1507年）来学，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
[15]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九。
[16]同上。
[17]《明儒学案》卷十九《处士魏药湖先生良器》：“良器，字师颜，号药湖。洪都从学之后，随阳明至越。时龙溪为诸生，落魄不羁，每见方巾中衣往来讲学者窃骂之，居与阳明邻，不见也。先生多方诱之。”《明儒学案》卷十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浙之山阴人。弱冠举于乡，嘉靖癸未下第，归而受业于文成。”
[18]刘良楷：《三舍刘氏七续族谱》卷三十四《家传第八·文敏传》言此事最详：“遂率其弟文快，从弟文协、文恺、文悌，族弟子和、继汉，族子燻、祐入越而禀学焉。时吾宗北面姚江者始于梅源而狮泉、印山继之。两峰又同偕九人者往，一门九刘，雅为文成推许。”九人姓名：刘文敏，字宜充，号两峰；刘文快，字宜慎，号竹冈；刘文恺，字宜修，号密斋；刘文悌，字宜真，号西坞；刘文协，字宜中，号勉斋；刘子和，字以节，号觉斋；刘燻，字应成，号退斋；刘祐，字孟吉，号亦省，又号北山；刘继汉，字霖卿。
[19]据陈来先生的考证，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提出在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年），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60—165。
[20]《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十月，《阳明全书》卷三十四。南大吉所增入者即为今《传习录》中卷。
[21]《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正月，《阳明全书》卷三十四。
[22]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页80—81。
[23]按，陆澄初以大礼议谪，至是起复。然嘉靖七年十二月，世宗览《明伦大典》，见陆澄议礼原疏，大怒，谕礼部：“澄常造悖理之论，惑诱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悔罪为辞，悖恶奸巧，有玷礼司，宜出之远方。”于是谪为广东高州府通判。按此时阳明已死，而且嘉靖皇帝对于王阳明的态度明显冷淡。其间曲折，颇可见世宗对于王阳明的心理变化。参见《世宗实录》卷九十六嘉靖七年十二月甲申；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页156。
[24]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页129—132。
[25]《世宗实录》卷十五嘉靖元年六月己卯：“南京吏部尚书王华卒。”《世宗实录》卷三十六嘉靖三年二月丙午：“少师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乞致仕，许之。”
[26]阳明与毛澄之怨，始于阳明父王华之卹典。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毛文简澄位宗伯，会南冢宰王华卒，请卹典易名。毛摘其科场阴事，坚不予。阳明先生大惭恨，贻书曰：‘主辱臣死，亲犹君也，执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王视毛同鼎元尚书，且其子勋名方盛，生徒满天下，何靳一谥？毛曰：‘吾所知惟礼与法，他勿问。’时怵其峻。”（页163）
[27]《世宗实录》卷四十三，嘉靖三年九月辛巳。
[28]《世宗实录》卷四十八，嘉靖四年二月辛卯。
[29]《世宗实录》卷五十三，嘉靖四年七月乙卯。
[30]《世宗实录》卷五十五，嘉靖四年九月辛巳。
[31]《世宗实录》卷六十九，嘉靖五年十月辛酉。
[32]《世宗实录》卷七十七，嘉靖六年六月丙午、壬戌。
[33]《阳明年谱》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庚申条。
[34]《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癸丑。
[35]《世宗实录》卷五，正德十六年八月癸巳、丙申。
[36]《世宗实录》卷七十八，嘉靖六年七月癸巳。
[37]《世宗实录》卷七十九，嘉靖六年八月甲子。
[38]《世宗实录》卷九十四，嘉靖七年闰十月戊子。
[39]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页161。
[40]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页159。
[41]《世宗实录》卷八十九，嘉靖七年六月甲辰。
[42]《世宗实录》卷八十九，嘉靖七年六月乙卯。
[43]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九·王守仁。
[44]周汝登：《题阳和先生文选序》，《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首。
[45]《世宗实录》卷十九，嘉靖元年九月乙未条。
[46]《世宗实录》卷二十五，嘉靖二年四月庚寅条。正德十六年七月丙子，嘉靖皇帝曾诏有司改建孔氏家庙之在衢州者，令其孙博士孔承美奉祀。
[47]《世宗实录》卷十八嘉靖元年九月丙午条载，程启充攻阳明，户科给事中汪应轸、主事陆澄为阳明辩。御史向信复劾汪应轸与陆澄党庇阳明。《阳明年谱》嘉靖元年七月再疏辞爵条下载：“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倡议劾以遏正学，承宰辅意也。陆澄时为刑部主事，上疏为六辩以折之。”则嘉靖元年攻阳明者程启充之外，复有毛玉。而所谓“承宰辅意”，宰辅当指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按，阳明自嘉靖元年六月以父卒丁忧，至嘉靖四年六月服阙后虽经诸臣疏荐，未见起用。杨廷和虽在嘉靖三年二月因议礼不合而致仕，但继任之首辅先后为蒋冕、费宏，原为杨廷和一派，故仍与阳明龃龉。
[48]《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甫冠举乡试，之赣州从王守仁学，不应会试者再。嘉靖二年策问阴诋守仁，德与魏良弼等直发师训，无所阿，竟登第。”
[49]《阳明年谱》嘉靖二年癸未二月。
[50]蒋冕：《会试录序》，《湘皋集》卷十八；《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嘉靖二年二月戊寅条。
[51]蒋冕：《会试策问》，《湘皋集》卷二十七。
[52]吕柟：《送南野欧阳子考绩序》，《泾野先生文集》卷十。
[53]《世宗实录》卷六十九，嘉靖五年十月庚午。
[54]《世宗实录》卷九十三，嘉靖七年十月戊申。
[55]《世宗实录》卷九十四，嘉靖七年闰十月丁酉。
[56]《世宗实录》卷九十九，嘉靖八年三月甲子。
[57]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页166。
[58]钱德洪：《刻文录叙说》，《阳明全书》序说。
[59]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东廓先生文集》卷一，页14。
[60]张履祥：《答张佩蔥泾野内篇疑问》，《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二。
[61]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导言，页3。
[62]董燧：《王心斋先生年谱》，嘉靖元年壬午条。
[63]袁承业：《王心斋先生冠服蒲轮等制图》，《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
[64]黄直：《奠文》，《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谱余。
[65]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附录1《阳明讲会资料》。
[66]卧龙山乃因其盘旋环绕状若卧龙而得名，在绍兴府城之西，为绍兴名胜。惜今日稽山书院已不复存。参见章玉安：《读卧龙山》，《今日中国》1999年第3期。
[67]南大吉（1487—1541年），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历任户部郎中、绍兴知府。据称南大吉治绍兴府时为政苛急。王守仁本是他的会试举主，但南大吉未能信其学，后悟其非，执贽请益。
[68]乾隆《绍兴府志》卷二十，学校二，书院，旧稽山书院条。
[69]薛宗铠，字子修，号东泓，揭阳人。
[70]周冲，字道通，号静庵，常州府宜兴县人。正德庚午（1510年）举人，授万安县训导，从学阳明于虔。嘉靖元年（1522年）改知应城县，入觐之京，复受学于湛甘泉，闻随处体认天理之学，嘉靖四年（1525年）复往南京随湛甘泉讲学。他与蒋信（道林）是阳明门人中折中王、湛之学的代表人物——“湛先生之体认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知。”参见《明儒学案》卷二十五《长史周静庵先生冲》；湛若水：《唐王府纪善周公冲墓碑铭》（《献征录》卷一百零五）。
[71]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学者称善山先生，与黄弘纲同为雩都县人，其兄何春亦阳明弟子，故邹元标尝言：“斗大雩城，名儒迭出。”（《愿学集》卷四《黄洛村先生集序》）
[72]黄弘纲，字正之，号洛村，江西雩县人。正德十一年（1517年）举人，始从阳明于虔，“阳明归越，先生（黄弘纲）不离者四五年”。阳明之门，夙有“江有何、黄，浙有钱、王”之说。参见《明儒学案》卷十九《主事黄洛村先生弘纲》；罗洪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黄公弘纲墓铭》（《献征录》卷四十七）。
[73]曾忭，字汝诚，号前川，江西泰和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授邵武光泽县知县，曾取道越中谒阳明先生。嘉靖八年（1529年）知婺源县，建紫阳书院。嘉靖九年（1530年）内召，次年选为吏科给事中，主考广东乡试，寻擢本科右给事中，升兵科都给事中。嘉靖十四年以得罪当国者，斥为民。参见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十一《明故兵科都来给事中前川曾公行状》。
[74]《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正月。
[75]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乙酉），《阳明全书》卷七。
[76]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十三，人物志·名宦下。
[77]李维桢：《南郡守家传》，《大泌山房集》卷六十五。
[78]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学校，书院，姚江书院条。
[79]《阳明年谱》，嘉靖四年乙酉九月。
[80]《阳明年谱》的编撰者认为惜阴会为刘邦采所创，而不提及刘晓。《阳明年谱》嘉靖五年丙戌条载：“刘邦采合安福同志为会，名曰惜阴。”《阳明年谱》附录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年）条：“师在越时，刘邦采首创惜阴会于安福，间月为会五日。”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学案四·县令刘梅源先生晓》的记载比较客观：“刘晓，字伯光，号梅源，安福人。乡举，为新宁令。见阳明于南京，遂禀受焉。阳明赠诗：‘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归集同志为惜阴会。吉安之多学者，（转下页）
[81]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贞寿篇》：“庚戌（1550年）季夏，梅源翁亦升七袠。”据此，刘晓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卒于嘉靖三十九年（1550年）年之后。
[82]刘良楷：《三舍刘氏七续族谱》卷三十四，家传第八。
[83]王守仁：《阳明全书》卷三十二。
[84]邹守益之师从阳明，在正德十四年。耿定向《天台耿先生文集》卷十三《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己卯（1519年）邹谦之守益来学。”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十一《明故中顺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近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庄邹东廓先生行状》：“己卯（1519年），谒阳明王公于虔台，因论及格致之学，公乃尽语以致良知之说，反覆辩论，先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执弟子礼。”
[85]王时槐：《师泉刘先生邦采传》，《献征录》卷八十五。
[86]刘良楷：《三舍刘氏七续族谱》卷三十四，家传第八。
[87]转引自吕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页214。
[88]邹守益：《惜阴申约》，《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89]刘良楷：《三舍刘氏七续族谱》卷三十四《家传第八·晓传》。
[90]邹守益：《贞寿篇》，《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
[91]王守仁：《阳明全书》卷七。
[92]邹守益：《惜阴说》，《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93]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四《惜阴会馆记》：“予往以学未闻道，欲远市纷籍僻地毕力精研之。择郡城近郊得金牛禅院，背廓而面江。……遂寓榻于其间，自嘉靖己未（1559年）迄今既二十年矣。……迩年以来，郡中英贤好修之士辱不鄙夷，时过而论学，谓宜稍加修葺，以为会讲之地。予乃召匠辟门，通径增筑而补治之。名其轩曰内省，堂曰崇正，厅曰高明正大，门曰惜阴会馆。”同书卷八《华南郭君行状》亦说：“予复集螺川原学之士十余人为惜阴之会。”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六有《书西原惜阴会籍》，表明始于隆庆元年（1567年）的西原讲会（能仁会）亦以惜阴为名。
[94]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页8—12。
[95]邹守益：《乐安诸友作惜阴会赋诗勉之》，《邹东廓先生诗集》卷二，页14。
[96]刘新澍：《三舍刘氏六续族谱》卷二十七《世典第五·彝训》。
[97]魏良弼，字师说，号水洲，新建人，嘉靖二年进士，官至太常卿，与弟良政、良器、良贵皆学于王守仁。
[98]魏良弼：《示诸生惜阴说》，《太常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三。
[99]邹守益：《题春台会录》，《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八。
[100]邹守益：《题刘氏教贞卷》，《邹东廓先生诗集》卷六，页17。
[101]吕妙芬：《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清华学报》新二十九卷第二期，1999年，页177。
[102]吕妙芬：《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6期，2002年，页303。
[103]吕柟：《寿诰封一品夫人王母赵内君六十序》，《泾野先生文集》卷五。
[104]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五《刻圣学格物通序》：“初先生（湛若水）以祭酒考绩，道过扬州，一时及门之士如葛涧、沈珠、蒋信、潘子嘉、程辄、周冲辈殆数十人实从之游。”
[105]吕柟：《送周道通序》，《泾野先生文集》卷五。
[106]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吕泾野柟》。
[107]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正德戊辰科，明代传记丛刊本。
[10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叙》。
[10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一·文简湛先生甘泉若水》。
[110]焦竑：《南京兵部尚书湛公若水传》，《献征录》卷四十二。
[111]韦祖辉：《吕柟及其〈泾野子内〉篇版本和学术价值评述》，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第二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47。
[112]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四十五，明代传记丛刊本。
[113]黄宗羲于关中理学列冯从吾、薛敬庵、吕柟、段坚、王恕、王承裕、马理七人；熊赐履《学统》最严，止列马理、吕柟于附统，余五人不列。
[11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六，集部·别集类存目三《泾野集》三十六卷条。
[115]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吕泾野柟》。
[116]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四，明代传记丛刊本。
[117]吕柟：《重刊四书集注序》，《泾野先生文集》卷四。
[11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文简吕泾野先生柟》。
[119]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列传》卷四十四，明代传记丛刊本。
[12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文简吕泾野先生柟》。
[121]同上。
[122]朱晓红先生认为，“尚行”的思想是吕柟思想中最显著的特色和最核心的部分。参见朱晓红：《吕柟和理学》，《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页53—57。
[123]苏茂相：《皇明宝善类编》卷下，明代传记丛刊本。
[124]阎湘蕙：《明鼎甲征信录》卷二，明代传记丛刊本。
[125]光绪《三原县新志》人物志第六中·贤能：“秦伟，字世观，为诸生时与谿田（马理）讲诚敬之学，后游太学，偕谿田及吕泾野、张西渠（仲修）、崔后渠、马柳泉、寇涂水相约讲学，所得益邃。”
[12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文简吕泾野先生柟》。
[127]马汝骥：《通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公行状》，朱大绍：《皇朝名臣墓铭》兑集，明代传记丛刊本。
[128]吕柟：《乡约集成序》，《泾野先生文集》卷四。
[129]吕柟初居南京柳湾精舍，嘉靖九年（1530年）迁鹫峰东所，参见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六《送别程惟信诗序》。
[13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文简吕泾野先生柟》。
[131]鹫峰寺在南京青溪附近，参见诸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十二，页8。
[132]阎湘蕙：《明鼎甲征信录》卷二，明代传记丛刊本。
[13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三，子部儒家类三《泾野子内篇》二十七卷条。
[134]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四十五，明代传记丛刊本。
[135]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十一《文庄邹东廓先生行状》：“在广德三年，乃转为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其后甘泉湛公、泾野吕公与先生咸聚南都，讲学之风，于是为盛。”
[136]耿定向：《先进遗风》卷上，明代传记丛刊本。
[137]吕柟：《别东郭子邹氏序》，《泾野先生文集》卷七。
[138]王艮的弟子王栋曾说：“阳明老先生初讲知行合一，辨者纷纷。后讲良知，听者唯唯。此其见道益真而施教益善也。良知明而知行之说自不辨而通矣！”参见王栋：《一庵王先生遗集》卷下，页58。
[139]吕柟：《浩斋之什叙》，《泾野先生文集》卷三。
[14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文简吕泾野先生柟》。
[141]陈田：《明诗纪事》戊籖，卷十，明代传记丛刊本。
[142]耿定向：《先进遗风》卷上，明代传记丛刊本。
[143]张履祥：《答张佩蔥泾野内篇疑问》，《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二。
[144]郭郛，字惟藩，号蒙泉，陕西泾阳人，嘉靖戊午（1558年）举人。
[14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司务吕愧轩先生潜》：“吕潜，字时见，号愧轩，陕之泾阳人。师事吕泾野，一言一动，咸以为法。举嘉靖丙午（1546年）乡书，卒业成均。时朝绅有讲会，先生于其间称眉目焉。”
[146]孙开泰：《薛方山的心学思想及其它》，《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页229—246。
[147]L．Carrington Goodrich，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明代名人传》），“湛若水”条，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36－41．
[148]L．Carrington Goodrich，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陈献章”条，p．155．
[14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七《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
[150]同上。
[151]王时槐：《寿平川郭先生八十序》，《友庆堂存稿》卷一。
[152]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武陵人，师王守仁，嘉靖初贡入京师，复师湛若水。在南京，与东南人士有意甘泉子之学者论辩无虚日。湖南学者颇宗其教。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参见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二《送南畿会友》。
[153]关于阳明学与甘泉学之比较以及学者对湛学之评价，可参见钟彩钧：《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例如，钟彩钧即说：“甘泉多静存，近于自然；阳明多动察，近于道德。”
[154]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页166—175。
[155]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页174。
[156]《世宗实录》卷七十三，嘉靖六年二月甲戌。
[157]《世宗实录》卷四十一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条：“戊寅，群臣以前疏不下，朝罢则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是日上斋居文华殿，遣司礼监官谕令退。群臣固伏不起，求谕旨。上乃遣司礼监官传谕曰：‘恭穆献皇帝神主将主，册文、祝文悉已撰定矣，尔等姑退。’群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翊、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纯凡八人下诏狱。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
[158]据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五《刻圣学格物通序》，《圣学格物通》编撰四年方始进，而嘉靖皇帝的褒奖为八字：“足见用心，朕已留览。”
[159]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五《刻圣学格物通序》：“初先生以祭酒考绩道过扬州，一时及门之士如葛涧、沈珠、蒋信、潘子嘉、程辄、周冲辈殆数十人实从之游，创立甘泉行窝于扬州，讲行先生之道。”
[160]L．Carrington Goodrich，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湛若水”条，pp．39－40．
[161]焦竑：《南京兵部尚书湛公若水传》，《献征录》卷四十二。
[162]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第162页。
[163]田汝成：《武夷山甘泉精舍记》，《田叔禾小集》卷四。
[164]转引自史明：《明末书院的创建与毁禁》，《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
[165]田汝成：《武夷山甘泉精舍记》，《田叔禾小集》卷四。
[166]邓元锡《潜学编》卷九《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卿署国子监祭酒稚川先生王公行状》：“公讳材，字子难，南昌新城人。……公学南太学时，二先生（湛、王）说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称湛氏学矣。公往造业，投剌见，阍者掷笔抵掌叹，盖歆之也。问焉，指尺牍曰：‘是赫蹏所请，请书院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剌，是于所谓天理，何居乎？’不见而反。王门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学有声。公造焉，于弹棋时得其人慧而多机，退叹曰：‘郎多机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极哉？’亦竟谢不复往。于是就高陵吕先生于奉常邸学焉。”
[167]闻人诠：《会华书院记》，嘉靖《池州府志》卷九，杂著。
[168]乾隆《池州府志》卷四十六，儒林。
[169]唐枢初举于乡，入南雍，师湛甘泉，慕姚江王文成先生，不及见。湛先生称随处体认天理，王先生称致良知，先生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言为的。参见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二《唐一庵先生祠堂记》。
[170]张涟：《从流行价值论王艮思想的历史评价》，《东华人文学报》2002年第4期，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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