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皇帝托孤高拱和张居正

第三章　挫折：隆庆及万历前十年的讲学与反讲学

隆庆（1566—1572年）和万历朝（1573—1620年）的前十年，是明代历史中政治、经济上富有成绩的十六年：隆庆年间的重开海禁与俺答封贡，基本上稳定了东南海防与北方边防；张居正卓有成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则扭转了长期以来国家的财政赤字。万历二年（1574年）由张居正总纂修成的《穆宗实录》中说：

上（隆庆皇帝）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1]

在此之前，是终日沉迷于道教而略有些变态的嘉靖皇帝，而万历十年（1582年）之后的明神宗则在偏激、厌世及对官僚政治的轻蔑中度过其亲自执政的三十年的岁月。所以，只有明静、宽仁的隆庆帝与万历“小皇帝”，才让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

因此，在这十七年中，也就出了两位权相——高拱和张居正。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位著名的首辅大学士——徐阶。徐阶、高拱与张居正，自然构成这十七年间政治运行的中轴线。于是，三人之一举一动，必然影响到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然，徐阶、高拱及张居正三人在首辅位置上的更替，虽不能说刀光剑影，但亦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政治谋术。朱东润先生说隆庆内阁中有一番“混斗”^[2]。韦庆远先生说不是“混斗”，而是“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大‘学者’组成的以尊奉陆王心学为理念的‘同志’”与“实际信奉和推行商、申、韩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间的冲突”^[3]。韦先生此论，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揭示明代隆庆内阁混斗的真实原因，而在于其诠释政治时注意学术、讲学的因素，在政治解释框架内注入对当事人的学术分析，对于研究明代讲学的学者来说，亦因此而不得不更注视政治与明代讲学的关系。从首辅迁转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之序列看来，在本章所叙及的十六年中，其实反讲学的政治力量最终胜出，而且在执政时间上远远长于作为讲学者的徐阶和李春芳的执政时间。隆庆的政局，基本上是高拱的时代；万历前十年的政局，更是张居正之时代。因此，谈此期的反讲学，不能不谈高拱和张居正，而谈论高拱、张居正对于讲学的态度，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前任首辅徐阶对于讲学的热衷。当然，反讲学潮流的表层底下，却还是潜伏着讲学者不懈讲学的暗流，因此，就此期讲学问题而言，有在朝讲学受压制和在野讲学持续的双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