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张居正禁讲学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当国整整七年的时候，他下令毁天下讲学书院。这一举措在当时及后来遭到几乎所有读书人的反对，比之为李斯焚书之举。从晚明到清初，士人们对于张居正的过激行为始终无法理解并给予严厉的批评。傅应桢说：“夫毁书院者，焚坑之遗烈、窜伪学之故智也，舍千百世所共尊尚者，乃甘心于李斯、蔡京之所为，得免车裂，幸矣！”[88]清初名儒张履祥论明代嘉隆之际的讲学和张居正，是这样说的：
嘉隆间一种讲学之风，虽足坏人心，败风俗，但当正其学术，以救诐淫邪僻之敝。不当一概禁绝，并自古书院俱毁拆也。……江陵为相，得罪天下后世者，毁书院、复淫院二事为最。禁天下讲学，与商鞅废井田、李斯焚书何异？若复淫院，恐李斯未必肯为。小人无忌惮，至此而极。[89]
然而，江陵（张居正）究竟对于讲学作何理解？当时的学者傅应桢这样说：
谈仁义于刑名法律之门，遇申商而语以周孔，其不掩耳叱咤也者几希！江陵者，慕申商而恶闻乎周孔者也。一切措注，皆蜂螫蝎毒之事，其恣睢于学士大夫尤甚。[90]
意思是说，张居正的学问是申、韩的法家一路，所以容不得儒生的讲学。然而，张居正也曾经是一个讲学者。他虽然习染于禅学，但是受儒学的影响还是最深的，尝自道：“真好学莫如我者。”[91]即便在禁书院政策业已出台的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还自辩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尧舜周孔之道？”[92]事实上，他非但像他自称的那样并没有背离儒学，甚至还深受阳明学的影响。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又曾以留心禅学自号太和居士[93]。他对于王阳明是尊敬的。万历初年，阳明从祀议起，“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覆，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居正以为攻阳明者“言粗浅，可哂然”[94]，又言“南疏复至，又极其醜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95]。此外，他与讲学者如徐阶、欧阳德、李春芳、王宗沐、胡直（1517—1585年）、罗汝芳、宋仪望、耿定向、洪朝选等人交情都很好。徐阶于张居正有提携之恩，直至晚年，张居正仍为“师相”徐阶祝寿。实际上，张居正在理学上是没有师承的。如果有，张居正本人肯定只承认徐阶对他的影响。他在《答南台谏》一信中说：“存翁，吾师也。”[96]在给徐阶的信中，张居正谦虚地说：“忝在门墙。”[97]清儒全祖望亦说：“江陵为庶常时，乃华亭所教习。”[98]但是，张居正的理学思想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他主张，学问要以“信心任真”为旨。他在给周思敬的信中说：“不穀生平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99]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这种“信心冥解”的思想，“其实还是心学底学风”[100]。与高拱一样，在一个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张居正不免受阳明学的影响。他认为，虚是人心的自然状态：“夫人心之所以不虚者，私意混杂耳。如水本至清，以泥沙溷之则不清；镜本自明，以尘垢敝之则不明。”[101]因此，他在与胡直的书中，提出学问还要重视“虚、寂”二字。他对胡直说：“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诚虚诚寂，何不可者？”[102]他认为，只要能真正地“虚”、“寂”，就可以学问有得。与高拱一样，他也是一个重视经世致用的学者。他说：“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主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儒也。”[103]因为重视经世致用，所以他与一般的理学家有区别，故萧公权先生说张居正“欲兼性命、经济而用之”[104]。他认为专谈孝、悌而不论经世的学问是迂阔的[105]。
此外，张居正在隆庆末年受佛学影响颇深。万历元年（1573年），他在写给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106]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107]的张居正。当然，据蒋明宏先生所论，张居正的学术实不止儒学、佛学两端，而是“兼收并蓄，综合各家”，包括兵、法、黄老之学[108]。在正统的儒家学者看来，张居正的学术自然是有偏颇的。邹元标“才虽可为，学术则偏”的评语[109]，最为典型。
一个人的学术，往往是与其性格相关的。张居正的性格，与他交好的耿定向看得非常清楚。早在隆庆元年（1567年），耿定向就在给徐阶的信中写道：
某念门下士无虑千数，乃阁下独属意江陵张君，重相托付。诚为天下得人矣。同志中有识者佥谓此阁下相业中第一筹也。惟此君信能继志传心，第其性本简淡而学亦因之，延纳一节，未能如阁下吐握之勤，朝士有以此少之者。[110]
“性本简淡”四字，倒是十分传神地道出了居正的性格。居正有一首诗，其序自况为空谷幽兰：
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途。故有谤讟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沉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111]
耿定向在另一处还提及张居正“性太简，不奈与人群”[112]。虽然徐阶是他的恩师，但是他还是“不喜讲学名色”，“盖惩徐华亭末流之弊，抑浮薄辈”[113]。以徐阶之讲学，反观张居正之禁讲学，张居正确乎“负华亭之知”[114]。
综合看来，张居正的学术倾向虽然与王学一脉相关，但其“信心”、“虚寂”，以及重视实际和“性本简淡”的性格，已经埋下了他反对过分重视口耳相接的讲学的伏笔，而佛学的习染，又加强了其推行禁讲而不复顾及士论的坚决性。
前已述及，早年的张居正与讲学者关系颇为亲密。例如，张居正曾为李春芳所编选的欧阳德讲学文集作序[115]。著名的讲学者耿定向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张居正清丈田亩，即用耿定向为福建巡抚主持此事。而耿定向亦言张居正尝教其一“约”字，又教其“游神”一言，诚“故邃于学者，某窃其余绪亦足以自淑矣”[116]。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张居正在写给罗汝芳的信中说：“比来同类寥落，和者甚稀。楚侗（耿定向）南都，庐山（胡直）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仆似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未知故我何似。”[117]求友讲学之心彰然。在万历五年（1577年）写给屠羲英的信中，张居正也说：“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118]因此，当张居正入阁后，讲学者们曾寄予厚望。胡直曾说：
欧阳（德）先生文庄公既薨之十有五年，其门人淮南李公（春芳）秉大钧，江陵张公嗣登保衡，天下学士大夫延颈欢曰：欧阳先生抱圣人之道，未获大行，今恢而张之，终先生志必在两君也！[119]
张居正执政初期，也的确提拔了大量的讲学者，如宋仪望、陆树声、万士和（字思节，号履庵，1516—1686年，1541年进士）等人。《明史·宋仪望传》载：“万历二年（1574年），张居正当国，雅知仪望才，属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此，居正五十大寿时，宋仪望致贺，盛称其相业[120]。陆树声在万历初年起为礼部尚书，万士和在万历初年以南礼部侍郎掌国子监，寻代陆树声为礼部尚书。万历元年（1573年），罗近溪来北京，张居正尚能“极加礼重”[121]。李幼孜“无他长，以讲学博士大夫名，每见居正，则语移日”[122]。不过，耿定向认为张居正的讲学本旨，与当时“虚浮者流”不同，乃是以“不謄口说而神明默成，不树党徒而气声应求，上致安富尊荣之效，下成孝弟忠信之风”为本旨[123]。一句话，张居正是一个比较重视秩序感的学者，而且，这种对于秩序感的追求随着其政治地位的上升逐渐加强。重视秩序感乃至于走向专权，正是张居正与讲学者的分歧之处。
因此，张居正与讲学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张居正后来说：“忆昔仆初入政府，欲举行一二事。吴旺湖与人言曰：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兵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124]如果仅仅是讲学者对张居正的失望，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强烈的禁书院的措施出台。张居正禁书院的首要一个原因，是他对讲学者的失望。禁讲学，实际上部分是对讲学者的不合作态度的惩罚。耿定向就说：
渠（张居正）初秉政时，欲汲引陆平老、万履老与兄辈（指刘养旦），此犹是源头未浊时。已而二老不肯为用，兄又不出。渠遂深信韩非之论为確，引用群小，一二邪佞娟嫉其间，即义河（即李幼孜）与弟俱疏远不能进片语，以致士心大拂。今恨不能起之九原，一与之证学。
观最末两句，可知此信作于居正殁后，殆实录而无所顾忌。耿定向说，陆树声、万士和不肯为居正所用，正是居正学术变化之端。然而，陆树声之所以不肯为居正所用，却是事出有因。张履祥引李彦和《见闻杂记》：
大宗伯陆树声，在家日久。方出为宗伯，不数月告归。翰林沈公一贯、沈公懋孝，当晚携榼去报国寺访之。公谈笑自若，无纤毫病意。两沈公请曰：“先生亟归，意若何？”公曰：“我初见朝时，承江陵留我阁中具饭，甚盛意也。第饭间江陵从者持骔刡刷双鬓者再，更换所穿衣服数四，这举动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时事。吾是以不久留也。”[125]
而万士和在代陆树声为吏部尚书后，上崇俭数事，奏乞杜倖门、救余懋学，“积忤居正”，“遂谢病去”[126]。此外，万历四年（1576年）刘台、傅应桢二疏，亦引起张居正对讲学者的不满。刘台和傅应桢都是吉安安福人[127]，而吉安府安福县为讲学的核心地区。张居正遂“谬意”刘台之疏出于邹守益之孙邹德涵（1538—1581年）手[128]，以故有讲学之禁。安福县有一讲学者，虽不曾为官，却喜裁量人物，曾为张居正作祭文，有“养士道丧，直臣气丧，薄于父，私于子”之评语，最为尖刻[129]。用傅应桢的话说，遇到这样的批评，张居正必然要自思：“吾若是，彼纵不显诤于朝，能不横议于野？海内所群而讥嘲，嚣然以口辞舌代斧锯者，惟是缙绅之流托名于讲学而最无忌讳者也”，“于是乘间矫旨毁凡天下之为书院者，以箝口而快心”[130]。著名的晚明讲学者刘元卿也说：“江陵柄政，修申商之术，孤立行一意。我安成傅、刘诸君诋诃时事，首犯其所最忌。于是嗾言者极论讲学之弊，议毁天下书院。”[131]
不过，张居正对讲学者的嫌恶，根本似在夺情一事。明代夺情并非没有先例，然多遭后人诟病。成化年间李贤夺情，即遭罗伦弹劾。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夺情，士议纷起。如曾与徐阶、万士和讲学的洪朝选（1516—1582年）[132]即愤曰：“三年之丧，古今通谊，汉儒金革无避之说为无据，况升平世，用此典邪？”后遂有劳皋杀洪朝选以媚居正之事[133]。宋仪望因反对张居正夺情，也被罢免[134]，一时“天下公论侧目”。时陆光祖为工部侍郎，谒见张居正，彼此间一段对话，颇有意思：
江陵曰：“与绳自顾学进乎？”曰：“然。”江陵色变，曰：“何以知进？”曰：“常见己过。”……江陵意亦解，徐曰：“兄寓去此几何？”曰：“里许。”曰：“幸咫尺，可朝夕也。”平湖曰：“尚恨不远耳！”江陵怒曰：“与绳故欲分宜我耶？”平湖曰：“世之侧目于公者，何啻如分宜，人苦不自知耳！”[135]
这段对话，令人想起业已被杀的讲学者何心隐在初见张居正后对耿定向所说的话：“分宜欲灭道学，华亭欲兴道学，而皆不能。能兴灭者，必此人（指张居正）也。”[136]从对于讲学的打击来说，张居正显然胜过了严嵩。张居正的密友耿定向亦认为，夺情一事乃是张居正与讲学者分道扬镳的转折点：
昔年，相君遭丧，二三士绅倡议相君以□，少而谗者因乘间谮言：倡此议者尽是讲学之党。相君稍稍蓄疑，而谗者益构之。以此，相君谓，吾方欲振纪纲而讲学者见以为申韩操切，吾方欲致主安富而讲学者见以为管商富疆，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讲学者又见以为贪位遗亲。是今之讲学，皆迂伪取名，即昔之横议乱天下者。[137]
当时任官于京城的管志道后来追忆道：“江陵之毁书院，则激于讲良知者之督其过，而故以威福示人，非为国之纯心也。”[138]
学术之偏与政治的需要，使张居正由一个讲学者向禁讲学者转变。其禁讲的措施从整顿学政开始。针对讲学的主体是府、州、县学的学生，张居正要求各省的提学官严加提督。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张居正请敕吏部：
凡所在督学使者，非博闻之士宜勿遣。督学使者所至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虚谈贾誉，计日待转，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时遍历所部郡邑，所至兴廉举孝，谨察博士弟子。……设有群聚徒党，虚论高议，若受事请谒，以突梯脂韦事人，辄罪之，而请诸不称者罪。博士弟子务崇廉让，敦本尚实，毋得剿袭异端，游大人成名。[139]
这是延续了高拱的政策。但是，张居正走得更远。万历五年（1577年），他明确表明了反对讲学和厌恶所谓“同志”的态度：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蛤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问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行之，故与七十子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明兴二百年，公卿硕辅勋业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140]
在这样一份可说是张居正反讲学纲领的书信中，张居正指出讲学“摇撼朝廷”、以“专揭一语”为讲学宗旨、以讲学为衡鉴标准等缺陷，而要害仍在第一点。所谓“行径捷举”，指讲学者与科举之关系；所谓“摇撼朝廷、爽乱名实”以及“趋利逃名”，或指当时一些讲学者如何心隐辈以布衣讲学而周游公卿间乃至计败严嵩等事。其实，在嘉隆之际，布衣讲学盛行，乃渐有游侠之风，如颜钧、何心隐、乐新炉[141]等人，皆讲学而有侠气。王世贞径称其为江湖大侠：
嘉隆之际，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之变为泰州，犹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142]
张居正与何心隐“公居大学，知大学道乎”及“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143]的对话，充分表明了他对于何心隐之流的讲学者的蔑视和反感。所以，邹元标认为张居正在万历七年的禁讲学，与何心隐之死密切相关：“（何心隐）居燕畿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屡讲不合，遂构釁端。比江陵柄政，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144]万历七年的禁讲学和毁书院举措的出台，是否与何心隐之死有直接的联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万历七年的禁讲学措施，标志着张居正禁讲学态度的强硬，也标志着讲学与反讲学者的冲突此时达到高潮。
其实在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已经明确禁止新创书院。这一年，他劝阻地方官为他买山地营建草庐之举，说：“据其图样，结构不小，费当不下千金。一县岂能办，渠必申请上司，按抚诸公闻之亦必动支公帑，纷纷多事，徒增烦扰。且孤近日严禁各处剏造书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145]但是，禁讲学的高潮出现在万历七年（1579年）。《明通鉴》卷六十七载：“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146]这次禁书院的动作非常大，贯彻得比较严格。与嘉靖十六（1537年）、十七年（1538年）的禁讲学相比，张居正的禁讲学收到了更大的效果，而且所毁书院数目恐怕也不只是六十四所。居正为政，雷厉风行，所谓“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147]。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怠慢。不过，学者们认为，当时的“下层舆论倾向于保护书院”[148]。然而，深悉官场积弊的张居正要求地方官员严格地执行毁书院并将其变价出售的政策，以期斩草除根。他在给陕西提学李维桢（字翼轩）的信中说：“承示查改书院并田粮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后为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议复也。”[149]针对地方官将书院改头换面为社学的行为，他传檄“有不变价、改匿为社学者重以违悖法”[150]。同时，地方官中亦有趋炎附势者或者反对讲学者，对于毁书院非常积极，即“士绅家塾山房”以书院名者亦不免[151]。士人之间，则相诫“慎勿讲学”[152]。
许多著名的讲学书院都在这次打击中被毁。例如，安福县阳明门人邹守益的讲学之所复古书院虽经当地知县的全力保存，犹不得不易名为三贤祠并割膳田之半以应需索[153]。万历三年（1575年）始成由史桂芳主盟的饶州府五邑大会次年即因张居正申讲学之禁而废[154]，“诸友亦散归乡邑，嗣后止轮会各邑或先生（史桂芳）山庄”[155]。徽州、饶州二府的海口会，始成于万历六年，亦因“留都闻之，以为犯时禁，几欲论劾。赖胡用宾先生潜消之。自是各邑各为会”[156]。罗汝芳讲学之所——宁国府宣城的宛陵精舍，亦被改为理刑公署。著名的宁国府水西书院亦被毁[157]。甚至，于张居正有恩的徐阶所创立的江西明德书院，亦在被毁之列，即徐阶之神主亦被毁弃[158]。整个社会的风气，亦因朝廷严禁讲学而发生转变。当嘉隆之际，因徐阶之倡讲学，坛坫林立，书院遍设。然而，万历七年之后，“世俗子骇影吠声，遂以讲学为大诟：构人者藉此为谗本，自好者蒙是为羞称；而察吏治者亦以是为衊迹”[159]，“一时同志，无不怀谗畏忌，反侧不安”[160]。
万历七年张居正禁讲学对于讲学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说嘉靖十六、十七年（1537、1538年）游居敬等人攻湛若水讲学而使讲学一时被诎，纯粹只是游居敬本人对于湛若水的憎恶，那么，张居正由一个讲学者向禁讲学者的变化，本身就说明了讲学运动内部发生了歧变，张居正只不过是走向极端罢了。张居正死后，曾因谏夺情而遭廷杖、遣戍的邹元标复官，任吏科给事中，随即上《直抒肤见疏》：
儒道之诎，始于上之摧剥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观民靡费民财，私创书院，毁之诚是矣。乃概将先贤遗迹，一概拆废，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圣之道者，不过恶聚讲，假伪学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圣，尚以学之不讲为忧。天纵聪明如陛下，日讲有常，经筵不辍，即仁圣岂加于孔子，而睿知岂出于陛下者哉？……因伪弃真，是因沙废金，因噎废食矣。……今儒风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也。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上不鼓不趋，教不振不从。臣愚以为凡所拆书院、先贤遗迹，宜敕礼部令郡邑，或概议修复，或量为调停。虽未必真儒辈出，然使天下晓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也。[161]
邹元标此疏虽是为复兴讲学而作，然亦承认当初居正之禁讲学有其合理的成分。其实，晚明稍稍注重伦理道德的学者，对于嘉隆之际布衣讲学的肆无忌惮都持批评的态度。正如耿定向所言，张居正之禁讲学，“实以学自命者过也”[162]。像耿定向这样的态度，我们姑称之为讲学者的自我反思。在晚明讲学运动中，反思精神颇为流行。例如，徽州学者潘士藻在明经书院重建后，指出虽然现在“书院所以毁而成，人心所以涣而萃”，然而有识之士当“惩往而戒来”[163]。嘉兴学者李培说：“贤智者高挂两眉，另着一想，以为此道不足讲；愚不肖者畏难退缩以为此道不易讲。纷纷藉藉，各立门户，不曰伪学，则曰横议，甚则有中生忌嫉者，异同之说起而讲学不终，书院之禁，职此故矣”[164]，“往者书院屡创屡禁，曷故哉？自是学者脚跟不曾踏得实地”[165]。刘元卿后来也说：
今天下京师会府郡邑皆有学……（先辈）于学校之外复别起乡校，名为讲院，院必有田，又将以求真士也。而所谓真士，更以高谈空论摄心息念当之，则先王之道其将终于不守己手，此无论彭更致疑，即当日江陵之毁，或亦借词于此矣。[166]
像耿定向本人及其弟子，都对张居正禁讲学一事发表了诸多议论，而议论的焦点之一即是讲学者的道德自律问题。实际上，后张居正时代的明代讲学运动，道德意识明显加强，并促使晚明讲学内敛化特征的形成。
朱东润先生论张居正说：“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底的人物。”[167]作为一个讲学盛行时代的学者，张居正与讲学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于讲学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警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措施使讲学的风气不至于太过“癫狂”。《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张居正亦打算吸收反对传统观念的王门弟子王艮所提倡的儒家类型的功利主义，“但是在沿着这条路线的什么地方张可能得出了结论，他自己对一个特定的思想学派的赞助将不可避免地树立一个坏的先例，最后，他成了下令关闭帝国中所有私人书院的人”[168]。也即是说，张居正之学术与其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的矛盾，正说明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为集权和思想控制的需要，他在打击“异端”学说上不遗余力，尽管其个人偏好或者倾向于那种学说。刘应峰对张居正有“半生勤劳，一旦扫尽原本学术”的评语，可谓实录[169]。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张居正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他最多也就是像耿定向之类的大官僚一样，在讲学的同时强调社会道德的重建而已，决不会也不能主张禁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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