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善书院始末

第一节　首善书院始末

首善书院是晚明学者邹元标、冯从吾在京城建立的一所讲学书院。它以激起节义、挽回人心为目的，本着不议朝政、探究学问的宗旨，定期会讲。在明代书院中，它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如，明代书院中有书院志的并不多，但首善书院在当时即有王应遴所作的《首善书院志》^[5]，同时或后出的记载还有方大镇《闻斯录》、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内首善书院一卷^[6]，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很看重首善书院了。清代学者在言及明代书院时，亦常以灵济宫和首善书院为典型，即所谓“隆庆、天启之灵济、首善，又班班可数也”^[7]。

首善书院始建于天启二年（1622年）^[8]，但其酝酿却始于天启元年（1621年）。其背景即泰昌元年（1620年）、天启元年大量在万历时代因建言而被黜的官僚的重新起用。天启（1621—1627年）初年，政治格局仍延续着泰昌元年光宗朱常洛即位以来的政策调整，朝着有利于当初万历一朝“建言诸臣”的方向前进。朱常洛即位后第四天，泰昌元年八月己酉日，用吏部尚书周嘉谟之议，“召建言诸臣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完、孟养浩、钟羽正、满朝荐等”^[9]。九月，熹宗朱由校即位，复因邹元标之请起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等人^[10]，一时众正盈朝。这些人乡居时是热情的讲学者，他们的起用使讲学风气随之进入京城。于是，首善书院之前即已先有中州某公之会及城隍庙讲会。

天启元年冬天，有中州某公之会。姚希孟记载：

辛酉（1621年）冬，中州某公一日集十余客，先生（冯从吾）与希孟俱与焉。颇商及学问事。酒三行，邹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诗以侑之。余固疑其讲社也。浃旬而冯先生折简相召集城西道院，至者几三十人，多一时名卿。^[11]

十天后，冯从吾等三十余人“集城西道院”^[12]，举行讲会，即城隍庙讲会。冯从吾记载：

岁辛酉（1621年）秋，余起官京师，而南皋邹公、晋庵杨公、泸水邹公、景逸高公、少原余公、真予曹公亦先后至。其他同志云集，相得甚欢，因约会讲学于城隍庙之道院，逢三为期，俱荐绅先生；又增一会，逢八为期，凡举监生儒布衣皆与焉。中午而集，酉初而散。我存李公谓人人可来，多多益善。是日也，不设酒醴，不用柬邀，不谈朝政、不谈私事、不谈仙佛，千言万语，总之不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及高皇帝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言。^[13]

由于狭隘的城隍庙院无法容纳众多的讲学者，因此在天启二年（1622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会同御史台十三道，共建书院于北京宣武门内东墙下。以京城乃天子之都、首善之地，名书院为首善。书院有讲堂三楹，供先圣，陈经史典律，“祠先师，而扁曰愿学，盖取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意耳”^[14]。叶向高为《首善书院记》，记中说：“首善书院者，御史台诸君所创，为南皋邹先生、少墟冯先生讲学所也。额曰首善，以在京师为首善地也。……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赀一百八十两，皆为十三道所轮。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史周宗建。”^[15]周宗建在天启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请与邹、冯二总宪疏》中，追述首善书院兴建之事甚详：

适其（冯从吾）公余讲学，苦无栖坐，欲于中西两城择地之稍远市者葺一讲堂。……适臣按巡中城，并谕及臣。久之不得其处。偶于城隙存有官房数间，尚无售主，臣因举以相复而从吾不嫌湫隘，出价相偿，遂命司务臣吕克孝鸠工改葺，臣亦窃闻其议。今其房现在，仅十余间，所费出诸台臣所共醵，不能逾几百金之微。^[16]

首善书院讲会与城隍庙缙绅之会一样，以三为期，每月三会。甚至讲会举行的具体时辰可能也相同。李日宣在《都门稿序》中说：“犹记都门从诸老于古隍，落日空庭，积雪下矣。视少墟先生凝然冲然，正色而却寒威，冷语以破嚣氛。”^[17]而首善讲会往往也在“晡时数刻”开讲，充分说明了其与城隍庙讲会之间的延续性。当时，参加讲会的学者“多四方之士，或为坐监，或为应试，或为选官”^[18]。其中姓名可考者有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余懋衡、曹于汴、钟羽正、方大镇、刘宗周、杨东明、李日宣、华允诚^[19]、李之藻、冯元飚。据姓名未及考证的冯从吾之“广陵门人萧九成”的记载，会前程序依次为“序坐，久之，歌《诗》，歌《胜日寻芳》，歌《伐木》之章”^[20]。

然而，就在首善书院开讲不久的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初四，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上了一疏——《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虑启门户之渐》。疏中称讲学者宜“安心本分，爱惜精神，以东林为戒”，“仕优者乃可学，不然勿言学”^[21]；以为讲坛一开，则“学士儒生挟之以□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22]。十月，工科给事中郭允厚先后两次上疏，亦力诋邹元标：“其学问夹杂佛释，既不以可接续正学，又安可以护持国步”，“内察在迩，宪臣以宿望之身，处尊巍之位，日开一会讲之局，以号召天下，一时争趋，窃恐贤者未必附，附者未必贤。阴为弃而显为用，空善类而祸国家”^[23]。稍后，工科给事中郭兴治攻邹元标是非不明。对此，邹元标、冯从吾、叶向高、高攀龙、钟羽正等人先后上疏力辩。出于对老臣和重臣的安抚，天启皇帝切责上疏的言官，但邹元标、冯从吾已决意求去。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邹元标驰驿回籍。冯从吾请同去，五次上疏。十一月初一日，“奉圣旨冯从吾佐宪著望简任方殷，连疏陈恳，准暂还籍”^[24]。至此，首善讲学的两位主盟先后退隐，首善书院讲会辍讲，首善书院也名存实亡。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李鲁生指责书院“假道学不如真节义”，撤去匾额。四月，周维持建议“将党人旧日凡有倡建书院，不论省直州县，立时改毁”^[25]。七月，倪文焕再攻首善书院，称其“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噉不冷不热之饼”^[26]，催请禁毁。于是，首毁首善书院，“弃先师木主于路左。壁有记为叶公向高文、董公其昌书，并碎焉”^[27]。

首善书院毁后，最初被用作历局，后来又变成了天主教堂。徐光启修订历法，便以首善书院为历局。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十一日，徐光启在《礼部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中谈道：“其开局之处，查得宣武门内有旧创首善书院，系在空闲，堪以整理暂住，则造作省矣。”^[28]而且，据《玉堂荟记》的记载，徐光启甚至还将书院的一半给了传教士做天主教堂。这个天主教堂大概便是南堂。南堂为利玛窦建于1605年，比首善书院早十余年。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修历时，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先后参与，或者在这一过程中，天主教堂得到扩大。对此参与过首善讲会的学者冯元在《首善书院感旧之作》诗中无奈地写道：“亦有高阁祀天主，谈兵治历喧龃壶，独使书院屏弗事。”^[29]对于书院之变而为天主堂，清人朱彝尊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极为不满，竟称天主堂为“逆祠”。他说：

天启初元，邹忠介、冯恭定建首善书院于大时雍坊，为讲学之所。五年，御史倪文焕诋为伪学，是岁毁先圣栗主，燔经籍于堂中，踣其牌。西洋人汤若望以其国中推步之法，证《大统历》之差，徐宫保光启笃信之，借书院为历局，踞其中，更名天主堂，书院废而逆祠建矣。^[30]

但是，首善书院的旧址似乎并未被天主堂全部兼并，至迟到清嘉庆年间，首善书院之旧址尚有一定规模。王昶《天下书院志》首善书院条称：“崇祯时礼部尚书徐光启率西洋人汤若望等借院修历，署曰‘历局’。今为庶吉士教习馆。”^[31]王昶《天下书院志》定稿之时乃在嘉庆六年即1801年，时首善书院旧址用作庶吉士教习馆。民国三十年（1941年）余棨昌著《故都变迁纪略》，谈及首善书院之遗址：“天主堂西，旧有时宪局，即明天启二年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所建首善书院。后礼部尚书徐光启率西洋人汤若望等借院修历，名曰历局。清仍令西洋人居此，治时宪书，局废后，而址归天主堂。”^[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