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钧与罗汝芳

第二节　颜钧与罗汝芳

颜钧（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耕樵，后避万历皇帝讳，改名铎。颜钧生于一个儒学家庭，父亲颜应时曾任常熟训导，仲兄颜钥曾于嘉靖甲午（1534年）中江西乡举。从十三岁到十七岁间，他的精力主要是用于学习科举。但是，据他自述，学习科举的结果是“穷年不通一窍”^[41]，故其后一生中再也不愿从事科举之学，而且反对弟子们应科举。其著名的弟子罗汝芳还因为欲应廷对而遭他的笞责^[42]。嘉靖七年（1528年），二十五岁的颜钧从仲兄颜钥处获睹王阳明的《传习录》，从此开始了其接受理学的过程。但是，他的思想与吉安府的学者之间似乎难有契合，曾“遍证青原人豪，大半未然”，遂“将疑天地大生之几别有神设”^[43]。《明儒学案》也说他年轻时曾从安福刘邦采学，而无所得^[44]。但是，与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一样，颜钧也是一个极自信之人。他四处游学，最终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在北京遇见王艮的门人徐樾（字子直，号波石，1532年进士），成为泰州学派的再传。经过徐樾的引见，颜钧赴泰州从学于王艮门下^[45]。在徐樾及王艮门下，“往回竟四年”^[46]。所以颜钧屡屡自称“自授承于东海”^[47]。从此，颜钧成为继承王艮、徐樾泰州之统的著名泰州派学者。因此，其思想有着典型的泰州学派的特点。他的《急救心火榜文》作于嘉靖二十九年（1540年），文中说：“知是昭心之灵，乐是根心之生。”^[48]前一句，是遵阳明学派良知之教；后一句，是遵泰州学派乐学之旨。他也秉承着泰州学派“日用人伦即是道”的特点，说：“是性，聪明灵觉，自动乎礼也，动乎喜怒哀乐之中节也，节乎孝弟慈让，为子臣弟友之人也，故曰日用。”^[49]他也重一个“生”：“夫生也，天地大生之性。”^[50]他认为，唯有“志气硬如铁，精神活如水，身子软如绵，然后可以齐家兴国达天下”^[51]。当然，在颜钧看来，王艮“申申振铎”传授给他的，即“孔子学止‘从心所欲不逾矩’也”^[52]。这可能对颜钧后来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核心乃在“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著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53]。

从初接触理学起，颜钧就开始了他仓仓皇皇的讲学历程，对于讲学的热衷，丝毫不在其师王艮之下。他在二十五岁读《传习录》后，闭关七日，自谓有悟，数月后即受母命开始讲学。其《自传》载：“及期余月，慈乐足，发引众儿媳、群孙、奴隶、家族、乡闾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余人，聚庆慈帏，列坐两堂室，命铎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孝弟，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颜钧在家乡讲学，最终有萃和会的成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会及半月，一乡老壮男妇，各生感激。……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54]

母亲不久逝世，颜钧遂独自出游，嘉靖十八年（1539年），于泰州见王艮。王艮对他说：“子既有志有为，急宜……会通夫子大成之道，善自生长收藏，不次宜家，风乡邦及国而天下也，亦视掌复，如子之初筮萃和会三月矣！”^[55]王艮认为，孔子是“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典型，值得每一个有志于圣学的学者效仿。他的鼓动，对于颜钧来说，自然是有效用的。况且，颜钧勇于为师的勇气，一点也不输乃师。颜钧曾说：“大道无私，人品殊科，不有先觉，孰开其蔽？况天下之广，亿兆之众，苟不沿流申道，递分四方，诱以同学，则有志者阻于遐僻，昧于见闻，终将贸贸焉莫知所谓大道。”^[56]这简直是当初王艮周流讲学的翻版言论。所以，颜钧此后一生精力，皆在讲学：嘉靖十九年（1540年）讲学于南昌之同仁祠，聚众千五百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守丧泰州，讲学心斋之祠；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讲学京城，随后即在罗汝芳侍下南下讲学于泰州、扬州数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会讲南都，约诸天下同志聚南都，“三载会学”；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与罗汝芳、何迁会讲京城灵济宫；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自京城南下，沿途讲学。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起，颜钧系狱三年，至隆庆三年（1569年）春方获释。此后，随着年龄的增大，颜钧的游学活动相对较少，最后的三十年岁月，基本是在家乡度过的^[57]。为了解颜钧讲学的特色，我们且看颜钧讲学的标志性文章。在《急救心火榜文》中，颜钧说：

为急救心火事，掀揭人心。先从申道宗藩、二院、三司达尊，广扩忘分薄势之度，宏开好善兴贤之仁，容农假馆，救人心火，以除糜烂，翊赞王化，倡明圣学。会集四方远迩仕士耆庶，及赴秋闱群彦与仙禅、贤智、愚不肖等，凡愿闻孔孟率修格致养气之功，息邪去放淫之说，咸望齐赴行坛，一体应接，辅翼农讲。^[58]

在颜钧的讲学理想中，仙、佛、贤、愚，都是可以参加讲学的，这也是典型的泰州学派色彩，比王艮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颜钧之学，所传不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儿孙不知不信，门徒久于涣散”^[59]。他以为自己门徒虽多，却只有罗汝芳和程学颜得其真传：“聚友千余，晰辨大学中庸之说，亦详尽矣。究竟得友，止获罗子近溪，相随二三年，仅可共学以出仕。嗣此，虽徕百千众之相从，亦止有孝感程学颜，相随三月，颇悟此学此道。……此二人之外，并鲜继述之士。”^[60]程学颜早逝，罗近溪亦早颜钧八年去世。不过，罗汝芳在生前，对于颜钧可谓殷勤至微，“虽一茗一果，必亲进之”，故顾宪成说：“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61]罗近溪亦自谓：“虽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农子也。”^[62]因此，罗近溪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其师颜钧的思想。

罗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逝后门人私谥明德先生，江西建昌府南城县人。他在明代思想史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与阳明后学中的王畿并称“二溪”^[63]，当时有“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的说法。在16世纪的后半期，他可能是影响最大的讲学者之一。程玉瑛先生认为正是罗汝芳及其弟子的努力，才使泰州学派的网络涵盖了江西、南直、福建、广东、湖广、云南各省。而且，罗汝芳对晚明的文学界、宗教界有着巨大的影响。著名的文学家汤显祖就是其弟子^[64]。冈田武彦先生也说，良知现成论在晚明的流行，也多亏罗汝芳的努力^[65]。

罗汝芳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才接触阳明学的。父亲罗锦，字崇，号前峰，是南城县的县学生，二十岁时闻临川饶行斋讲良知学，徒步百里，从之游，归而大有所得，此后一生信从良知之学，并曾创里仁社会以讲学^[66]。罗汝芳早年读薛瑄之书，信从程朱理学，便独居小楼，对一水一镜以自修，欲“决去万起万灭之心”，且立簿日记功过^[67]，竟积劳成疾。父亲罗锦授以《传习录》，始悟入学之要。对于自己的学问进阶，罗汝芳曾自述道：

想得无奈，却把《近思录》、《性理大全》所说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寝、忘死生地位。又病得无奈何，却看见《传习录》，说诸儒工夫未是，始去寻求象山慈湖等书，然于三先生所为工夫，每有窒碍，病虽小愈，终沉滞不安。时年已弱冠。先君极为忧苦，幸自幼蒙父母怜爱过甚，而自心于父母及弟妹亦互相爱恃。……又在省中逢着大会，与闻同志师友发挥，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径，奈何不把当数，却去东奔西走，而几至亡身也哉！从此回头将论语再来细读，真觉字字句句重于至宝。又看孟子工夫，又看大学中庸，更无一字一句不相照映。……又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先生——原注）来从某改举业，他谈易经，与诸家甚是不同，后因科举辞别。及在京得第，殊悔当面错过，皇皇无策。乃告病归侍老亲，因遣人请至山中，细细叩问。始言渠得异传，不敢轻授。某复以师事之，闭户三月，亦几亡身，方蒙见许，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时孝弟之良究极本源而已。从此，一切经书，皆必会归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孝弟。以之而学，学果不厌。^[68]

也就是说，罗汝芳的学问进阶经过几个阶段：一、信从程朱理学，读《近思录》及《性理大全》；二、读《传习录》，并读陆九渊、杨慈湖、王阳明三人书；三、在会城遇见颜钧讲学，而后细读四书，学问大进；四、师胡宗正学《易》，悟得孔孟之言皆归于孝弟。在这四个阶段中，从学颜钧，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据说，颜钧对罗汝芳的教诲，就是“体仁”，不是通过“制欲”去体仁，而是“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般自然地“扩而充之”^[69]。师从颜钧，使罗汝芳成为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因此，他的学术思想，无疑也有着深刻的泰州学派烙印。例如，他与颜钧一样，坚持着泰州学派的“乐学”传统，在与王时槐的争论中说，学问之道“莫如乐，但从乐而入可也”。但是，罗汝芳与王艮、颜钧之学微异。罗汝芳对于阳明学直觉、重悟的精神领会较深，主张良知现成，一切放下，与王畿之学密近。所以，冈田武彦说：“流于心斋、山农的泰州气节风骨，到了近溪已稍稍发生了变化”，正如许孚远所说，是“自亢出而入于圆”^[70]。

罗近溪一生精力，也多在讲学。他每次入京，都曾讲学于灵济宫、广慧寺等地；在宁国府，则“联合乡村，各兴讲会”，建志学书院，修水西书院^[71]，并与王畿共同推动徽、宁、池、饶四府大会；晚年致仕后，“与诸门人联辙各郡，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益张皇此学”^[72]，“遍涉抚、吉、洪、饶、楚、粤、闽、浙、留都、徽、宁诸郡，大会同志，东南之学丕振”^[73]。罗近溪讲学，平易近人，《明儒学案》说他“所至弟子满座，而未尝以师席自居”^[74]。他以赤子之心讲良知良能，以为“自中国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无人不有此知，无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兴以至夕寝，自孩提直至老耄，无时不用此知，无时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个知能，平铺遍在人间，洋溢充乎宇内”^[75]。因此，无论是面对捧茶童子，还是面对耕夫樵子，他都能侃侃论道。此外，在他的讲学群体中，还有道士、僧人，所谓“凡海内衿簪之彦，山薮之硕，玄释之有望者无弗访之”^[76]。王塘南说罗汝芳“蚤岁于释典、玄宗无不探讨，缁流羽客，延纳弗拒”^[77]。李贽说罗汝芳的讲学“周遍乡县”，虽穷发鸟语之处，也不忘讲学，且不择人：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78]

相比王艮而言，颜钧和罗汝芳的讲学就显得狂简得多了。因此，颜钧与罗汝芳的讲学，与缙绅间的讲学略有不合。颜钧早年求学过程中，曾见过吉安府的阳明学学者。他自述道：“吉郡凡及明翁门者，莫不遍证所传之次，而皆不识男子所诣，且恣疑叹：‘古之狂简，恐不类子。’”^[79]后来，罗汝芳从颜钧学。一次，颜钧带罗汝芳去见邹守益。邹守益问罗汝芳：“子不急仕进，归学十年于兹，其志卓矣。近所得如何？”罗汝芳答道：“只是一个无。”邹守益莞尔哂道：“罗大人力学十年余矣，如何尚在门外耶？”在旁的颜钧就坐不住了，忿忿道：“如何将门墙一齐推倒！”^[80]此外，颜钧还与刘邦采在弟子陈一泉改从刘邦采一事上起过冲突^[81]。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冬，颜钧与罗汝芳在扬州邗江书院讲学，“为会十日，剧谈正学，直辟中道。扬城文士，疑忆相半”^[82]。颜钧的入狱，据说还是耿定向的陷害。他在自传中说：“太平府当涂县尹龚以正，南昌人，系旧时讲学一日之门生，差吏持聘仪，请往彼府，衍教三学生徒，且报称南道提学耿楚侗名定向，系旧徒梁汝元门生，命邀老师祖往太平久处。铎不疑，即赴太平府学，开讲三日，竟受擒。”^[83]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倒可视为缙绅讲学与平民讲学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