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邑徽州讲会真正之轮

第六节　徽州讲会的类型：六邑大会和四府大会

吕妙芬先生曾区别广义的讲会和狭义的讲会。从广义来说，“讲会就是讲学的集会”。她进而说：

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的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于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有时三五人私下相问学的聚会便是一个地方性定期讲会的前身，有时一个纯粹士人的讲会也逐渐演变成类似乡约的聚会，官学或书院中的课程也会因某名儒的到访而举行特殊的讲会。

在这个定义下，讲会是可以和讲学画等号的。狭义的讲会，如阳明学讲会，则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结集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的学术性及修德性的定期地方聚会”^[185]。但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在其讲学实践中，发展出形式多样的讲会。徽州府的学者所举行的讲会，也形式各异。从最低层次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家会，到县会（邑会）、府会（六邑大会）、跨府的大会（四府大会），以及人数不多的好友之间设立的讲会，在16—17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中屡见不鲜。但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的讲会当属新安六邑大会和徽、宁、池、饶四府大会。新安六邑大会吸引了从邹守益到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等学者的关注。而四府大会，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来，它一直持续到了晚明，像史桂芳、祝世禄等学者都曾主持过这类大会，而且它的创建似乎也是罗汝芳、王畿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安六邑大会始于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邹守益和谢一墩的东山书院讲学^[186]，并作为徽州学者每年一次的盛会持续至崇祯十一年（1639年）^[187]。它的废去使清初讲学者感伤不已：“维昔六邑大会，轮主还古者凡七，自崇祯己卯（1639年）还古举后，而大会永废于沱川（婺源）。”通常，六邑大会举行的时间在每年的农历九月^[188]，为期十天。结束后，由次年当值大会的该县学者将会籍带回，以备次年举会之用。

大会的举行，采用轮举之法，即所谓“讲学之士，岁无定所，六邑迭为宾主”^[189]。轮举之制自初创之时即已确立。从邹守益的记载来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所订的《六邑大会簿》的主要内容是：订轮年之约，首祁门、次歙县、次婺源、次休宁，周而复始^[190]。这里仅提到祁门、休宁、歙县、婺源四县，似乎文化和经济不甚发达的绩溪县和黟县起初都不承办讲会。这种推论是正确的。因为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绩溪才首次承办六邑大会。时任休宁知县的祝世禄为之欣喜不已：“昔绪山（钱德洪）先师主新安盟，五邑人士云集，独华阳（绩溪古称）无一抠衣至者。师曰：良知人人具足，特无呼而觉之者，安得华阳一人焉加嚆矢。以不慧承兹土六年，举会几遍。顷年华阳附歙以修会事，犹若逡巡不前。今且独当一面，号召五邑人士至矣。”^[191]这则材料说明，直到祝世禄任休宁知县的第六年，即万历二十三年，绩溪始单独承担会事。此前六邑大会可能是五县轮举甚至四县轮举，绩溪县只偶尔附于歙县以承担会事。自此之后，六邑方实现真正之轮举，而轮举之制亦更显规范。考《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所载，自万历二十五（1597年）还古书院第一次举办六邑大会，到崇祯十年（1638年）最后一次还古书院的六邑大会，其中除天启七年（1627年）因魏忠贤禁讲学而停过一次外，共举行七次，六年一举，丝毫不爽。则所谓六年轮举的规制当一直恪守不渝，而我们亦可藉此以观六邑轮举之顺序。

六邑讲会的次序是以干支记录。例如，休宁轮举在卯、酉年。《还古书院志》卷三建置·院宇制考：“我郡理学缔自明世宗朝，六邑迭主斋盟……郡会以卯、酉年轮我邑。”歙县轮举则在寅、申年。《紫阳书院志》卷十六会纪：“按：星溪汪氏有言曰……此星溪书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等觉寺会籍语。”等觉寺在歙县。六邑大会轮歙既在寅年，则据六年一轮之规制，申年亦轮歙县。又《紫阳书院志》卷十五会规《崇实会约》记载：“昔万历庚戌（1610年）菊月（九月）新安六邑大会，群集祁门方氏祠，主教为本庵方先生。”陈大绶《重建东山书院记略》记载：“丙辰（1616年）大会讲于祁门。”^[192]据此，则祁门轮会在辰、戌年。另据《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记载，婺源举会似紧接休宁之后，如前引崇祯十二年（1639年）婺源举会在还古最后一次六邑大会（1638年）的次年。然而，据前引《紫阳书院志》所载祁门举会时间既在辰、戌年间，则其次序正处于休宁之后。因此，在休宁举办大会的次年，究竟是由婺源县承办讲会，还是由祁门县承办，倒还无法确定。但比较而言，祁门轮值于辰、戌年的材料更为充分。又据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答邹南皋》的记载，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汪应蛟、余懋衡邀冯从吾参加新安大会。汪应蛟、余懋衡皆为婺源人，按轮举之规矩，是年的新安大会极有可能在婺源举行。因此，可推定六邑大会轮值婺源时为巳、亥年。此外，前引祝世禄《与华阳会会友》表明绩溪举会在乙未年（1595年），则绩溪举会当在丑、未年。剩下的黟县则在子、午年。综合而言，其轮举的顺序为：歙县（寅、申）、休宁（卯、酉）、祁门（辰、戌）、婺源（巳、亥）、黟县（子、午）、绩溪（丑、未）。

六邑大会的讲所既有书院，又有寺观和宗祠。《紫阳书院志》卷十六会纪：“星溪汪氏曰：其时六邑大会录，纪载混淆，罔有宗尚，故其时人人口说紫阳，而足迹不践紫阳之堂。往往于歙则斗山（书院）、汪村、向杲寺、等觉寺、福田寺，于休则天泉（书院）、建初（寺）、汶溪（许祠）、落石、山斗、还古（书院）、白岳（功德堂），于婺则福山（书院）、虹东（书院）、雪源、普济寺、天仙观、三贤寺、黄莲山房，于黟则中天（书院）、延庆，于祁则东山（书院）、十王山、洞元观、谢氏、方氏、马氏诸宗祠，于绩则太平山房、许氏家祠。”在这份汪星溪所提供的讲会场所名单中，以寺观为最多，其次为书院、宗祠。这样的场所分布，也许足以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讲会并非完全是书院之讲会，反而是讲会的发展推进了书院的建设。当然，书院一旦建成，则又多成为比较固定的讲会场所。如休宁还古书院建成后，一直作为休宁举办六邑讲会的固定场所。二是常以宗祠为徽州六邑大会举办的场所，则又反映出徽州地区宗族势力的强大。

新安六邑大会有主会、主教之设。主会一般是当地的学者或者任职当地的官员。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两次在休宁还古书院举行的大会，主会者分别是休宁知县祝世禄和李乔岱。主会者的责任是负责召集参加讲会的成员，聘请主教。但是，似乎并不需要向每个与会人员发放邀请函。主会者只需要向外地的著名学者发出邀请。如汪应蛟和余懋衡曾邀请冯从吾、邹元标参加六邑大会，当时即派汪汝修前往迎接冯从吾，但冯从吾因病未赴讲会^[193]。主教则一般是外地的著名学者，但也有本地学者，如万历二十五年还古六邑大会的主教即为婺源余一龙见田先生。焦竑称新安之会“岁必延耆儒钜公以主之”，即指延请主教一事。如万历癸卯（1603年），新安六邑大会在休宁还古书院举行，主会知县李乔岱与邵都谏（翼廷）遣诸生刘时中赴南京迎请焦竑^[194]。万历己酉（1609年）聘徐鲁源先生主教，遣何龙光、朱谟二人往迎。万历乙卯（1615年）大会复轮休宁，复遣二人至吉安迎主教金凤仪^[195]。

六邑大会并不局限于徽州六县的学者，每次六邑大会都会有许多池州府、宁国府和饶州府的学者参加。因此，当讲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受各地举行大规模讲会的影响，便有了四府大会。在徽州府本地，各县还有邑会、书院中的讲学、士人以家族为核心构建的讲会以及士人三三两两切磋学问而组成的讲会。这种小型的讲会，比较著名的有汪君楫里仁讲会、王氏（文轸）家会、杨湄亲仁会、吴继京道南会、胡匏更雷溪信会。

汪君楫名济，君楫为其字，黟县霞阜人，为邑廪生，曾参加过湛若水和李希士主持的黟县中天书院讲会，“虽病必赴”，“创里仁讲会，作六歌以励俗，学者翕然宗之”^[196]。从里仁讲会的名称来看，估计是一个乡会。这种讲会，与乡约的功能颇为相近。我们知道明代乡约中始终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所谓的“太祖六谕”，因此，所谓的“六歌”，亦可能与“六谕”相关。由此亦可见明清讲会与乡约之接近。

与乡会相近则有家会。前者是教化乡里，后者是以宗族为单位，有着敦伦的作用。王文轸所创办的王氏家会，在当时的休宁非常著名。文轸，字载仲，号乐然，休宁四都溪阳人，最初曾至福建从林兆恩问学，“比归，值祝公石林谈性学，始幡然以孔孟为师，静诤动征不少怠。倡其族群为道德中人，致内庭无小大翕然信有名教。度量权衡，悉更为中正之则，阖族以之剏家会，讲以四仲月，继还古之后。诸名宿咸集其庭，授馆授餐，数十年如一日”。石林祝公尝题其会籍，名之为王氏家会^[197]。王氏家会很好地利用了还古书院的资源，其讲学往往在还古会后，邀请还古讲学中诸名儒赴其家会，既加强其讲学之影响，又得以播其家会之声名于外。因此，王文轸的家会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一家会持续到天启年间禁讲学方始结束。金声幼年曾亲见王氏家会的举行。他说：“神庙之年，吾比邻王氏有乐然子者，率其家人以讲学为事。时方总角，随父兄诣其宅而喜怡者累日。……属熹庙之末有伪学之禁，不敢复言兹事。”^[198]这一类的家会，在清初则有杨湄的亲仁会。杨湄，字文在，号伊溪，为邑庠博士弟子，“尝与族弟期召、文焕、灿三士千辈迎施诚斋、汪默庵讲学于殿文祠、世寿堂、聿修堂，阖族月讲，亲仁会复振”^[199]。殿文祠、聿修堂、世寿堂可能皆为杨氏之大小宗祠，而讲学亦同样不限于一族，如迎施璜、汪佑等人前来讲学，与会者动达千人，则其规模亦甚可观。至其规制，则每月会讲，亦甚齐整。此皆可见明清讲会之与基层控制之关系，又可见讲会之普及。

士人三两同志会讲一处，又时时处处而有之，亦是讲会一类型。吴继京曾创道南会。继京号带河，休宁商山人，举人，后谢事归，创道南会。与他一起讲学的则有吴明基、吴明远兄弟。明基，字伯恭，休宁商山人，太学生，“偕其从兄明远字明征登还古证性学，居则聚讲于道南会”^[200]。从吴明基、吴继京、吴明远等皆为商山人来看，道南会亦未尝不有家会（族会）的性质，似是士人结会与家族结会的结合物。而胡匏更^[201]所创之信会，似纯粹的士人结会。他在清初绝意仕进，“与同志倡立信会，讲学雷溪，宗尚程朱，潜修实践，又萃六邑尊朱之士讲学紫阳书院”^[202]。信会是清初较早兴起的讲会，约创于乙未（1655年），两年之后即丁酉（1657年）年与还古书院讲会合二为一。讲会合并后，胡匏更便开始与杨泗祥等人筹划紫阳书院讲会^[203]。

家会、士人结会、书院的讲会、每季一举的邑会和六邑大会构成不同层次上的讲会类型。彼此间又紧密联系，甚至合而为一。它们共同构成了在徽州府内部的一个讲会网络。而四府大会甚至更大型的讲会的存在，则构成了徽州讲会的外部环境。四府大会是指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饶州府四府学者每年一次的聚会，大约形成于16世纪60年代。周绅《讲学会序》说：“近代讲学，创自陈白沙，躬诣紫阳，聚六邑人士每岁一会，定有规条。后龙溪、近溪两先生扩而远之，为四府大会。各县轮司，罔敢逾期。”四府大会形成于龙溪、近溪的说法，似为可信。嘉靖四十一年（1662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665年），正当罗汝芳任宁国府知府。罗汝芳与王畿既喜讲学，很有可能利用其影响，促使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各邑、各府讲会联而为四府大会。王龙溪曾倡立过洪都同心会，罗近溪亦曾在江西联合省人士为合省大会，此可证二人皆有联立大会之愿望，则二人既同在宁国、徽州等地讲学，联四府而为一大会，未始不可能。四府大会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举行，与徽州府每年农历九月举行六邑大会正好相差六个月，说明四府大会亦注意与各府的大会保持时间上的间距，以更好地发挥讲会之作用。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三人物志·儒林：“张振德……集同志讲学。邑会季举，郡会岁举，徽、宁、池、饶四郡大会于每岁暮春举于四郡之中。”邹元标在《仁文会纪》中也提到过四郡大会：“新安王文轸冒雨雪渡番湖千余里而造先生（邹元标）之门。先生问汪君畴彼时来意，轸答以在饶作四郡大会，祝师主教，有一友歌水尽山穷孔孟乡。祝师问如何是水尽山穷，君畴答语稍涉支离，祝师逼之，因愤泣而别以造先生之门。”^[204]邹元标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致仕，并讲学吉水仁文书院，作《仁文会纪》。《仁文会纪》既提及四郡大会，说明四府大会在万历年间仍非常活跃。

四府大会之外，又有规模更大的讲会，与徽州府讲学亦有关系，如施宏猷所创十四郡大会、刘织所创九华山阳明书院六郡大会。施宏猷，字允升，受业陈履祥^[205]，得罗汝芳之传，尝与同门汪有源建六邑及南都十四郡大会^[206]。汪有源居维扬时，复起十州县大会^[207]。此外，如九华山六郡之会，刘织为之主^[208]。这类讲会，包括四府大会在内，共同构成徽州府讲学之外围。像规模这样大的讲会，都未能形成持续的机制，然而却在各地不断涌现，亦可见明代讲学风气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