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的两种含义

一、“智”的两种含义

“绝学无忧”出自《老子·十九章》，是说抛弃探求外物的知识之学，才能够无所忧患；这里的“绝学”正是与《老子·十九章》的首句“绝圣弃智”相呼应的，非常突出地表明了老子的反智主义倾向。但是，为了对老子的“反智”有更为确切的了解，我们必须先辨明“智（知）”在老子处的两种含义。

首先，在老子那里，“智（知）”其实是有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如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认识别人的叫做智，认识自我的叫做明；“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老子·五十三章》），假使我准确地有自己的认识，在大道上行走，唯恐走入邪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智者不多言，言者未必智。在上述的言论中，老子显然都是站在一种肯定的立场来说“智（知）”的，但是这种“智”的指向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合于“大道”的“智”，因为只有具有了合于“道”的智慧，才能够“行大道”；并且，只有合于“道”的智慧，才是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状态的，因而也便不需要言说，只需要循顺着事物的自然之理，也即循顺着天地万物的“不言之教”而行即可，所以说“知者不言”。

大概正是由于智者合于大“道”，“知者不言”，所以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意即：众人高高兴兴，像参加盛大的筵席，又像登上春和景明亭台眺望春色。而独有我却恬淡宁静，不炫耀表现自己；混混沌沌啊，像还不知嬉笑的婴儿；疲疲闲闲啊，像无家可归。众人都有余剩，唯独我却像不足的样子。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一般人都那么耀光显能，我却这么昏昏昧昧。一般人都那么精明别析，我却这么蒙蒙浊浊。深沉难测啊，像湛深的大海，高风飘逸啊，似无止无境。众人都好像能干有作为，而我却显得愚钝而鄙陋。我和人家不同，吸取大“道”以自养。正是由于真正的有“智”之人能够合于“道”、合于“自然”，能够站在宇宙间古往今来、万事万物的全体性这一最高的视角来衡量一切，所以他的心智才能显得“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达到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深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于眼前的芝麻小利不放在心上，所以与那些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俗人”相比，他反而显得“沌沌”、“儽儽”、“昏昏”、“闷闷”，然而，在老子心中，这样的人只是“似”鄙、“若”愚而已，并非是真的鄙陋、愚蠢，他们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智”。

正是具有上述的这种合于“道”、合于“自然”的深邃的大“智”，人们才能树立一种正确的求知态度，正如老子所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七十一章》）意即：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好的。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就是病。正是因为承认这种病是病，所以才不患这种病。圣人不患这种病，是因为他承认这种病是病，所以才不患这种病。正是因为能站在“道”的高度，也即站在宇宙万物之“自然”发展的总体性的高度，真正的智者才能意识到自己所知的局限性，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树立起一种正确的、谦虚的求知态度，从而使自己的心智合于大“道”。其实，这样的观点不仅老子有，古代的许多大思想家也都有这种远见卓识，如曾问礼于老子的孔子就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又如，西方哲学的始祖苏格拉底也曾经认为自己很“无知”，但德尔菲神庙的神谕却说他是希腊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在得知这个神谕之后感到非常诧异，于是，苏格拉底开始四处寻找各方面的专家来证明自己的“无知”，以求证神说错了，神也有说错的时候；他找政治家谈论正义，找艺术家谈论美，找将军谈论勇敢……然而，令苏格拉底失望的是，这些人自认为自己有知识，而实际上却都经不起追问。这样一来，苏格拉底终于觉悟到神之所以说他是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会谦虚地追求和探索知识。老子的哲学路向虽然与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有所不同，但就“自知其无知”这一点而言，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正是由于“自知其无知”，所以老子能够以一种谦虚的态度，不固执于某一具体的小智小能，不自以为是，从而能够站在一个非常广阔而深邃的视野来看待万物，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一些假智慧、零碎的知识片段所蒙蔽。

总而言之，“智”在老子处首先是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的，合于“道”、合于“自然”的智绝不是老子所要“反”、所要“弃”的“智”，反而是老子极力加以褒扬的“大智”。而老子所要“反”、所要“弃”的“智”，实际上指的即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假智慧、小聪明。

对于这第二种老子真正要反的“智”，老子曾这样来论证他“反智”的缘由：“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意即：古代善于行“道”的人，不是使民多智巧诈，而是使民淳朴不散。人民所以难治，乃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伪诈。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灾害；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幸福。这一章的思想常常被人们理解为老子“愚民之说”来加以抨击，然而老子之反“智”与“愚”民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本章的立意被后人普遍误解，以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其实老子所说的‘愚’乃是真朴的意思。他不仅期望人民真朴，他更要求统治者首先应以真朴自砺，所以二十章有‘我愚人之心也哉’的话，这说明真朴（‘愚’）是理想治者的高度人格修养之境界。”^[1]也就是说，老子的“愚民”之“愚”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大智若愚”的“愚”是一致的，他所强调的是一种素朴真醇的人格特质；因而，老子所反的“智”只是“智巧伪诈”之“智”，如果老百姓之间盛行一种机巧伪诈之智，则百姓自然难治，国家自然难安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智”的第二种含义，也即老子所要反的那种“智”是与机巧伪诈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老子所说：“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智巧出现，便会产生伪诈。“智”原本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它不必一定产生“伪诈”；但一旦“智”与人的私心、贪欲联系在一起，它便会以“智巧”、“智谲”的面貌出现，成为有碍于人心向善、社会纯朴的东西了。如唐张的《朝野佥载》就记载古代“孝子”郭纯为了骗取孝廉的名分，治丧期间每次于母亲亡灵之前哭时，故意撒饭渣之类于地上，引飞鸟来吃，反复多次形成条件反射，鸟一听到哭声就会争着飞来，由此被人认为郭纯尽孝得连鸟都能够被感动，朝廷由此颁发匾额表彰郭纯的孝心。诸如此类在社会风俗不美的情况下大量出现，使社会一步步沦落，冯梦龙在《古今谭概·谲知部》中就记载了大量这样的事情。大概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忧虑，具有远见卓识的老子才痛心疾首地要求人们“绝学”、“弃智”。

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负面的“智巧”的产生与人的私心私欲紧密相关，所以老子对人的私心私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意即：缤纷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喧噪音调使人耳朵发聋，恣饕美味使人滞味浊口，纵情狩猎使人心浮放荡，稀奇财物使人行为出轨；因此圣人以物养己，但求恬淡安饱而不以物役己、去追逐声色之娱，所以是舍后者（目）而取前者（腹）。老子在此提醒人们对于声色货利乃至口腹之欲，要加以节制，不可纵情任性、流逸奔竞而导致目盲、耳聋、口爽、心狂这些后果发生；一旦人的私欲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则必然就会产生各种智巧伪诈的手段，以至恣意妄为。正是由此，老子提出了“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三章》）的主张；在这里，老子将“无欲”、“不敢为”和“无知”、“智者”直接联系在了一起，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阐明了两种“智”：其一是合于“道”、合于“自然”，从全局、长远来考虑问题，遵循了事物之发展规律的大“智”；其二是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心、私欲，为了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一时的、局部的利益而贪图便宜、矫揉造作的机巧、算计或者片段性的知识，这在老子看来是一种小“智”。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大智”陵夷而“小智”盛行，老子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因而发出了“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老子·五十三章》）的慨叹，大道本来很平坦，但人们却总喜欢走小路、耍小聪明。大道与小路的比喻非常生动地呈现出老子对于两种“智”的态度，对此，刘笑敢先生解释说：“大道的本义是平坦之途，比喻理想的社会原则和行事原则。‘径’即小径、曲径、险径，即小路，比喻正途之外的方法和途径。各地都有修好的道路，各地也都可能发现人们离不开的便捷之途。走小路，如果是无可选择，自然可以理解。如果纯粹是取巧贪便，不顾公共秩序，不顾惜地上的农作物和花草，那就是不当的，也就是老子所要批评的‘民甚好径’。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讲，大道是人人皆知、通常应该遵循的道理、原则，小径则是对原则的修正、补充或逃避……大道既明，人人遵循，社会自然平安无事，不劳施政者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是，如果社会的治理者为了享用自己的权利，或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忠心，或为了积累升迁的资本，因而不断发号施令，那么社会是不得安宁的。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如果有平坦的大路不走，专门挑便宜、图省事、顾己而不顾人，那么社会也就有了不安定、不平静的混乱之源。所以老子倡大道，反对走小路”^[2]。

总而言之，所谓“大智”即是合于万事万物整体、长远的自然和谐秩序，同时又令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自由舒畅、并充分发挥其潜能的大智慧；而“小智”则是为了一己私欲而生的智巧、机巧，它为了局部的、暂时性的利益而妨碍了全局的、长远的自然和谐秩序，因而是一种小聪明乃至阴谋诡计。老子主张人们要有一种“大智”，反对人们耍弄私己的“小智”；老子“绝仁弃智”之“智”只是指的第二种“小智”。

正是基于对两种“智”的分别与思索，老子提出了“绝学无忧”的主张，“绝学”是为了“弃智”，更确切地说是“弃小智”，从而最终合于大道。然而，“绝学”为什么不会导致“弃大智”、“弃大道”呢？“大智”、“大道”不更需要学吗？这又与老子对“学”的理解，以及对“为学”与“为道”的理解密切相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问题，以对老子的反智主义倾向有更为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