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朴散为器”到“复归于朴”

三、　由“朴散为器”到“复归于朴”

我们在本书的第二讲中曾经指出，老子的“朴”既指未经剖析削砍雕琢的“木”，也指无形无状浑沌一团的“道”。而这里的“朴”，既是老子说的“朴散为器”（《老子·二十八章》）的“朴”，又是“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的“朴”。“朴散为器”即是对人们用自己的智巧将浑沦的“原木”制成各种器具的过程，它是用智的过程，与老子所说的“为学”是相应的；而“复归于朴”的过程则是保持乃至返回“原木”的浑沦状态，它是要求人们返朴归真、不用私智的过程，与老子所说的“为道”是相应的。老子大概正是由对“朴散为器”之利弊的深思而最终回到了“复归于朴”的命题，从而悟出了“为道”之高于“为学”的原理，我们下面就试着对老子的这一致思过程作一“还原”。

首先，一旦说到“朴散为器”时，这“朴”也一定指“木”，因为通过木匠对“木”的削砍雕琢，这原木也一定能制成各种器具，如“车”（《老子·十一章》）、如“橐籥”（风箱）（《老子·五章》）、如“户牖”（《老子·十一章》）、如“轮”（《庄子·天道》）、如“桔槔”（《庄子·天地》），以及“木上张丝”的“琴”与“瑟”……大概只要人需要，这“木”是一定能按要求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器”的。

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器”，当然是为了用。那就是“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考工记》），而“桔槔”则可使人“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庄子·天地》）……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器具，人们的生活将该有多么的不便和艰难。这“朴散为器”——木制家什给人带来的便利和益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朴散为器”是一种必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也因为木制家什用途广泛，所以过去器具中木制家什也要多于陶瓷（土）器和铁（金）器，所以《考工记》会作这样的分类：“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搏埴之工二。”

而“朴散为器”，将“木”制作成木制家什是需要工具的，所以传统典籍中会有“斤斧”、“刨锯”、“凿（锉）”等铁器的记载。这就是说，木匠就是通过这些铁器工具对素木（“朴”）作削砍雕琢、以金克木而制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木制家什的。

然而，木匠真要做成合格的“车”、“轮”、“户牖”和“桔槔”，除了需要上述这些“斤斧”、“刨锯”、“凿锉”外，还需要“规矩、准绳”这样的器具^[6]。所以孔子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的“器”，是既包括“斤斧”、“刨锯”这样的“器”，也包括“规矩、准绳”这样的“器”。因为光有“斤斧”、“刨锯”、“凿锉”，而无“规矩、准绳”是制作不出合格的“车”、“轮”、“户牖”和“桔槔”的。设想如无规矩，奚仲何以定方圆？如无准绳，鲁班怎样定曲直？而《庄子·天地》中说的轮扁又何以斫车轮削辐条呢？也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规矩、准绳”是“法”（则），如《管子·七法》中说的：“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大概这些“规矩、准绳”在人们制器过程中的作用远远要重要于“斤斧”、“刨锯”和“凿锉”，所以汉代画像石中有伏羲、女娲手执规与矩的图像，而不是伏羲、女娲手执刀和斧的图像。以至于《淮南子·览冥训》中还记载女娲因为这些“规矩、准绳”重要而“枕方寝绳”。

也正因为这样，使这种“规矩、准绳”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不仅木工需要它，陶工金工也需要它，各行各业都需要它。它被用来限定万物的“方圆平直”，这就像《孟子·离娄上》所说“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那就是说，万物可以虚盈随时长短随便，变化多端浑朴一片，而这“规矩、准绳”则不变，所以《管子·国蓄》说：“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

这“规矩、准绳”不仅是各行各业需要它，而且是历朝历代也需要它，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斜），方行而不流（偏）。”

因为这种“规矩、准绳”是各行各业需要它，历朝历代需要它，所以它是随处可见、随时被用。工匠随时用到它，久而久之，也就在头脑心胸处形成“经纪条贯、理性法则”；百姓随处见到它，久而久之，也在头脑心胸处形成“经纪条贯、理性法则”。所以可以这么说，原始意义上的理性方正法则大概也最容易在其中形成。“朴散为器”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人类思维的进步，是对人之惛惛惚惚的否定。

对于这种“经纪条贯、理性法则”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复原和追述：《考工记》说到，“轮人为盖，达常（上柄）围三寸，桯（下柄）围倍之，六寸。信（申下柄）其桯围以为部广（盖斗之径），部广六寸。部（上柄连盖斗）长二尺，桯（下柄比上柄）长倍之……”，在这里，所谓“轮人为盖”及“达常（上柄）围三寸，桯（下柄）围倍之”，是说这工匠在“朴散为器”的整个劳动制器过程中，其每个步骤均有先后程序、循序渐进，且可用“规矩、准绳”（尺寸）精确计量、清晰明了。所以说，这“朴散为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经纪条贯、理性法则”形成的过程。再加上，这木头的木纹线条，也使经常接触、把握掌玩的木匠们从中产生出“经纪条贯、理性法则”的观念。

既然在“朴散为器”的过程中因使用“规矩、准绳”而能引出“经纪条贯、理性法则”，那么，这“规矩、准绳”也就必然备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此也就有人将“规矩、准绳”进一步移植到社会，引申为社会制度和法则，以此来规范社会、治理政治。这就像《淮南子·主术训》说的那样：“法（度）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悬）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在淮南王刘安看来，社会如无法度规矩，就不能有效治理。这法度规矩是必须的，“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淮南子·主术训》）。

而这些作为制度的“规矩、准绳”，一旦在社会上得以推行和贯彻，在刘安看来，如“绳之为度”，就可以使社会“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如“准之为度”，就可以使社会“平而不险，均而不阿”，“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流而不滞，易而不秽，发通而有纪”；如“规之为度”，就可以使社会“转而不复，员而不垸，优而不纵”；同样如“矩之为度”，就可以使社会“肃而不悖，刚而不愦，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淮南子·时则训》）。对此，西汉淮南王刘安信心十足，认为“权衡准绳（规矩），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淮南子·本经训》）。

然而，将这种作为制度法则的“规矩、准绳”设计得如此美好，看来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事；所谓“绳之为度”可以做到“久而不弊”，所谓“准之为度”可以做到“锐而不挫”，所谓“规之为度”可以做到“员而不垸”，所谓“矩之为度”可以做到“肃而不悖”等等，都是将这种“经纪条贯、理性法则”的“规矩准绳”理想化，表达的是一种理性至上观：以为用了这些理性法则就能涵盖一切，解决所有。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做到的。

对于上述这点，说“朴散为器”的老子早就指出过。老子认为“方而不割”的事是不大会有的（《老子·五十八章》），也即是说，当我们设定了条条框框、理性法则（制度）来规范事物和“东西”时，也总有些事物和“东西”会逸出这些条条框框、理性法则（制度）之外。“方”（理性法则）是难以制“圆”的。“以方割圆”是割不胜割，总有些事与物会逸出“方”之外。“方而不割”（《老子·五十八章》）只是圣人的一种理想追求。如要不“割”，也只有“大制”才能“不割”（《老子·二十八章》）。而这种“大制”（完美制度、万能理性）又在哪里呢？这世界是没有“大制”的。

老子说的这番道理，如用另外的话来表述，即当我们秉赋了理性以后，认为理性能解决一切、涵盖所有，人能充分自由，这只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实际上，理性方正只能解决理性方正所能达到的范围和领域，逸出这凝滞的范围和静态的领域，理性实在是无可奈何。理性方正是无法框定涵盖这绵延飘忽的势态。

在此情形下，老庄道家唯恐人们会将“经纪条贯、理性法则”理想化、理性至上化，所以也就用“桔槔”之事物来警示人们：尽管这“桔槔”机械能“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庄子·天地》），但千万不能将这种事情（机械事）上心（形成理性至上观）。如将这种机械事上升到“机心”层面而形成理性至上观，就会“纯白不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庄子·天地》）。通俗地说，你如以理性自负，是会到处碰壁的。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由这种“机事”上升为“机心”呢？此时的老子又站出来提示大家：基于上述若干，人们思想中就要思及到，在感觉中就要感觉到，这世界上还真有一块（或一团或一片）无名无状无形浑沌的“东西”，你是无法认识的、不可知道的、深不可测的、难以确定的，是逸出理性法则、规矩准绳之外的，用老子的话来说是叫“道”。这“道”是无法被言语的、难以被剖析的，也即未被言语的、未被剖析的。而这正好与“朴”天然合一；因为“朴”也是未被剖析和未被雕琢的，所以老子会说：“道”，“敦兮其若朴”（《老子·十五章》）。这样，“朴”也即是“道”，“道”也即是“朴”。以后西汉的刘安就干脆将“朴”与“道”等而论之：“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淮南子·齐俗训》）因为这样，所以老子说的“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的“朴”和庄子说的“无为复朴”（《庄子·天地》）的“朴”，实际上是指“道”。而在这里作为“道”的“朴”或作为“朴”的“道”之所以被思及被强调，乃是人们对这过分“器具”化所作的一种回应（呼应）。

而这过分“器具”化还包括将所有的“朴”削砍成“器”、剖析成“具”。对此，老子同样持反对观点：因为你要知道，这种被削砍剖析雕琢的“器具”，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的绵延，是会产生流弊的，如再出现新的势态，你如果没有一段（团）素朴无形无状的“原木”来应对，就会显得相当被动、十分尴尬。这就像当今全部金融衍生品被充分开发雕琢出来，并由此产生弊病和风波，就会使你相当被动一样。所以，老子除了像上述那样主张“复归于朴”外，还主张要留“朴”——“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老子知道，一旦“朴散为器”，再要“散器”返“朴”就难了。这就像以后魏晋的王弼说的“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老子指略》）一样。所以必须不能充分“朴散为器”，尤其回应那些不确定的形与势，更要“见素抱朴”。因为未被削砍雕琢的“原木”可以根据新的形与势而削砍雕琢成管用的“器具”以应对不确定的形与势。

总而言之，“朴散为器”尽管在人们的生活生产及理念上带来便利和益处，但在老子思想深处，总感到“朴散为器”稍显不足，这就像上述说的那样；于是也就有了“见素抱朴”、“复归于朴”——诉“朴”论“道”这件事。

由上述对老子由“朴散为器”到“复归于朴”的致思过程的“还原”，我们可以看到，老子之所以“反智”，之所以强调“为道”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一般的理性、一般的理论知识的局限性，并且看到了事物过分器具化所造成的流弊。应当说，老子上述的思考是相当睿智、相当具有穿透力的；即使在科学知识飞速发展的今天，老子的上述观点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玩味。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子“反智”思想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