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礼学大师的老子

一、作为礼学大师的老子

我们在本书第一讲介绍老子其人时曾提到，孔子尝问礼于老子；但是，由于《老子》书中存在着非常明确的排斥“礼”的语句，如本讲标题中所引的“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也即是说：“‘礼’这东西是忠信的衰退、大乱的祸首”，为此，历史上的诸多学者纷纷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表示了怀疑，认为老子必定是一个对“礼”一窍不通、极端排斥的人，从而才能说出礼是大乱的祸首那样的话。然而，我们曾经谈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不仅在道家的书如《庄子》中有记载，而且在儒家的书如《礼记》中亦有记载，如果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我们很难证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故事。并且，从本书前面几讲对老子思想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想见，老子是一个思想非常深邃、视野非常开阔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其谦虚的人，假若他对礼学一窍不通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对“礼”乱发评论，甚至主观臆断地对“礼”进行排斥的。因此，由老子“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的虚怀若谷的性格，我们可以推断，老子既然对“礼”发出了如此明确的评论，不管是褒还是贬，老子都应该是在对“礼”有足够认识的情况下才会发出这种评论的。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称呼老子为“礼学大师”，认为老子是一个礼学大家。

为了使老子“礼学大师”的身份更为明确和清晰，让我们首先对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一更为详实的考辨和分析。

为了使这个辨析更具说服力，我们不妨从儒家的文献资料谈起。儒家文献中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主要在上文所提到的《礼记·曾子问》中，其中有四则资料都提到孔子称“吾闻诸老聃”，具体如下：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袷祭于主，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从以上的四则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四则材料都是关于丧葬祭祀之礼的。不过，如果对古代的礼制有足够的了解的话，便不会感到特别奇怪了；因为对于古人来说，丧葬祭祀之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主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祭祀与战争，祭祀是维系家族关系、构织社会网络乃至保障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枢纽。由此来看，孔子主要向老子请教祭祀丧葬之礼，也便很容易理解了。而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来看，下至一般百姓士大夫的丧葬之礼，上至国家的祭祀之礼，以至许许多多的行礼细节，可谓无所不包，这充分说明老子是非常懂礼的。

其实，《老子》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关于丧葬祭祀之礼的评论，如《老子·三十一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意即：喜庆的事都以左边为尊上，只有遇到凶丧之事才以右边为尊上。所以偏将军站在左边，而上将军站在右边，这就是说用丧礼的仪式来对待出兵打仗。战争死伤众多，所以以哀痛的心情去参加，打了胜仗也还是以丧礼的仪式去对待处理。在这里，老子反复强调战争的礼节要仿效“丧礼”，甚至前后左右的仪节也都要非常注意，可见老子对丧葬祭祀之礼的精通绝不应是《礼记》的虚构，而是确有其事的。

此外，《老子·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意即：善于建立的不可拔出，善于抱持的不会脱落，（遵循这一原则）足以使子孙后代祭祀不断。在这里，老子更是视“子孙以祭祀不辍”为荣，不仅没有表现出对祭祀之礼的丝毫反对，反而引之为受祭者的荣耀。这说明老子不仅懂礼，而且崇尚礼节，至少是崇尚丧葬祭祀之礼的。

大概也正是由于老子对“礼”的精通与尊崇，孔子才反复向老子求教相关的问题，并得到老子多方指点，最后成为一段名垂青史的佳话，以至于儒家的学者也无法回避这一史实，甚至还不断地称颂这一史实。且不说唐朝韩愈《师说》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的言论，即使在孔子的时代，便有孔子的弟子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迹进行称颂了。我们且看《韩诗外传·卷五》中的这段记载：“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我们知道，子夏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是孔门四科中文学科的佼佼者，并且，孔子去世后，儒家的主要经典如《诗》、《书》、《礼》、《乐》都是由子夏整理后才传下去的，以至于当时的大人物，如李悝、吴起，甚至作为一国之主的魏文侯都曾向子夏问学；而我们适才所引的《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就是子夏《诗》学方面的主要传人。因此，《韩诗外传》所记载的这段子夏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试想，连孔子的得意门生都承认“仲尼学乎老聃”的事情，并且认为如果孔子若是“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换言之，没有老子的教授和指导，孔子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由此，我们对于老子是否是精通礼学的问题，应该是有非常肯定而清晰的答案了。

接下来，我们不妨也来看看老子的主要继承人庄子对于孔子学于老子之事的一些记述。据粗略统计，在《庄子》书中大约记载了老子的事迹二十则左右，而其中居然有九则都是与孔子问学于老子相关的；可见，孔子问学于老子很难说是出于庄子的虚构，否则庄子也不会花这么大的笔墨来记述这些事。庄子所记述的孔子问学于老子的九则事迹的主要内容如下：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庄子·德充符》）

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丘（孔子之名），予告若，……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无私焉，乃私也……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庄子·天运》）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子贡……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老聃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道之难明邪？”老子曰：“……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庄子·天运》）

孔子见老聃……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庄子·田子方》）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夫道，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

从以上的摘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子所记述的孔子问学于老子的内容与《礼记·曾子问》中的记述有很大的不同：《礼记·曾子问》中的记述基本上都是关于礼制的具体内容、乃至具体的礼仪细节，而《庄子》中的记述则基本上没有涉及“礼”，而大多是围绕着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仁”展开的。我们知道，“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道德修养需要遵循一定的礼文仪节，因为礼乐形式的背后是和谐的人间秩序和生命的通感，人非生而知之者，礼乐文化的陶冶能够使人的行为保持一定的节与度，有助于人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在孔子看来，礼乐形式又必须以“仁”、即内在的道德自觉心作为基础，因为道德是真正显示人的自我主宰能力的行为，是一种“自觉”，没有仁的礼乐就会流于虚伪的形式教条或外在的社会强制。综言之，孔子维持了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紧张，仁是内在核心与纲领、是体，礼是外在仪节和细目、是用，体用相即、缺一不可；通过践行礼而有教养，同时不拘泥于礼，努力体认礼之内核，达到实践仁德的自觉、自愿、自律，挺立道德的主体，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培养理想人格、从事道德修养的根本为学途径。这样看来，由于《礼记》是一本专门记述儒家关于“礼”方面思想的书，所以在记述孔子问学于老子之事时，就偏重于“礼”这一面的记述；而《庄子》则是一部更为注重内在精神层面，更为富于哲学性、思想性的书，所以在记述孔子问学于老子之事时，便更加偏重于“仁”的层面了。

我们知道，老子是一位思想非常深邃，对于世间万事万物具有一种宏阔的宇宙关怀的人，他与孔子谈论礼学，确实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礼制”的具体内容本身的，而是应该超越于“礼”的外在形式，与孔子更深入地谈论“礼”背后的“大道”。其实，当我们说老子是“礼学大师”时，也已经意味着老子不仅仅懂得“礼制”的形式上的具体内容，而且对于“礼”本身的社会功能、哲学价值都应该有深刻的洞见，否则是不足以称为“大师”的。换言之，若是老子只懂得像《礼记·曾子问》记载的那些礼制的具体条文、节目，而对于“礼”本身的哲学价值没有敏锐的觉察的话，那么老子充其量只能被称作一个懂得外在的“仪礼”的人，而不能被称作一个精通“礼学”的人。并且，由我们前文所引的子夏的话，孔子若是“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试想，如果老子只是懂得一些仪礼方面的条文，而对于“礼”本身没有深刻的哲学洞见的话，他是绝不可能对孔子发生如此大的影响的。由以上的分析来看，只有将《礼记·曾子问》与《庄子》两书中对孔子问学于老子的记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为自信地将老子“封为”礼学大师。

至于《庄子》所记述的孔子问学于老子的详细内容，从上文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是老子以“道”的思想来评论或批驳孔子的“仁”的思想。根据詹剑峰先生的观点，其中第三条所引的“无私焉，乃私也”正是发挥了《老子·七章》中的“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八条所引的“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则是发挥了《老子·四十二章》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第九条所引的“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则是发挥了《老子·四十章》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如此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庄子》所记述的孔子问学于老子的情形，确实是有相当的思想深度的，不仅与孔子的思想紧密相关，而且与老子的思想相吻合，应当被我们视为较为可信的历史记载。

综合对以上两种文献的分析，不管从儒家的经典文献《礼记·曾子问》来看，还是从道家的经典文献《庄子》来看，孔子问学于老子应当是历史的真实。并且，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还发现了孔子问学于老子所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具体的仪礼条目，二是内在的具有哲学深度的对“礼”乃至“仁”的反思。这两个方面充分表明了老子作为礼学大师的真实性，同时也立体性地展现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真实性。

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真实性，以尊重史实、态度严谨著称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两度提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一次是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另一次是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太史公生当西汉武帝时，去春秋末年还不是甚远，他在孔子、老子各自的传记中两次言之凿凿的论述，为《礼记·曾子问》和《庄子》中的相关记载增添了更多的证据，充分表明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事件的历史真实性。

除了上述传世文献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之外，从老子的职业上来看，我们也能够推断出老子作为礼学大师的历史真实性。我们知道，根据史料记载，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是一个史官；而老子所生活的周朝是一个礼乐文化非常昌盛的国度，以至于孔子在春秋末年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便以“复周礼”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又，根据《周礼》一书的记载，在周朝，负责礼乐事务，恰恰是史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如《周礼·春官·大史》中记载道：“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辩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之日、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筭，执其礼事。”其中的法、则、刑、祭祀等事情都属于“礼事”的范畴，并且史官还掌管着“礼书”，可见他与“礼”的关系之密切了。而《周礼·春官·小史》则记载道：“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小史”属于“大史”的副官或者辅助者，所掌管的也是“国事之用礼法者”。

老子究竟属于“大史”还是“小史”的类别，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作为周室的“守藏室”之史，应当是直接掌管“礼书”的，因此，他对于“礼”的精通之深应当是不难想象的。如果再考虑到孔子从东方的鲁国不远万里向老子来问礼，就更加说明了老子对“礼”的精通程度。正如张松辉先生所说：“孔子从小就学习礼仪，在鲁国是以知礼而闻名的，但后来又千里迢迢去向老子问礼。周朝的史官、礼官绝对不止老子一个，而孔子单单选中老子，这说明老子在周朝的史官中又是最懂礼的一位”^[2]。

总而言之，从目前我们能够掌握到的种种材料来看，老子确实是一位礼学方面的大师级人物，并且还是一位对“礼”认识相当全面的大师级人物。具体而言，他不仅仅精通仪礼外在的条文条目，以及细致入微的操作步骤；而且对“礼”的社会功能，对“礼”与“仁义”、与“道”、与“自然”的关系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对“礼”的哲学意义有一种深刻的洞见。

在确定了老子“礼学大师”的身份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讨老子的礼学思想了。正如我们在本讲的开头所谈到的，老子对“礼”有过比较极端的贬斥，但其实老子也曾经从正面对“礼”作出过肯定，应该说老子对“礼”的态度是双重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子对礼的双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