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儒道两家的影响

三、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儒道两家的影响

我们知道，老子生活的时代是在春秋末年，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诸侯国之间长年混乱；而在此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加混乱的战国时期，更为糟糕的社会局势引起了诸多思想家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思，试图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而其中影响最为重大的两派，即道家和儒家，都把思考的重点落在了正在崩坏中的周代礼乐制度上。其中，道家一派以庄子为代表，他受老子对于异化之礼的否定与贬斥的影响，进一步对“礼”发动了猛烈的抨击，从而形成了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特色的道家思想；而儒家一派，则以子思到孟子一脉为代表，他们受孔子“复周礼”思想的影响，企图挽救处于崩坏之中的礼制，但同时又受到老子“礼”应以“道”为本的思想的影响，逐渐将“道”的理念融入自己的思想中，从而形成了以“尊道而崇礼”为特色的儒家思想。

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特色的道家思想，这里的“名教”指的即是“礼制”教化。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指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并没有绝对地、片面地排斥“礼”，而是包容性地对“礼”采取了双重态度：当“礼”合于“道”时，对“礼”持肯定乃至褒扬态度；而当“礼”违背“道”时，对“礼”持否定乃至贬斥态度。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状况相对于春秋时期更加混乱了，“礼”愈加成为一种表面的形式，成为统治者欺骗、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工具；面对这种新的更加恶化了的社会形势，老子的主要继承人庄子对“礼”的社会价值完全丧失了信心，因而举起老子“道法自然”的大旗，对“礼”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特色，对后世的道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庄子完全排斥“礼”的倾向，在我们前引的《汉书·艺文志》中就已经被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这里的“放者”也即放荡不羁、不遵礼法的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散道德，放论”，因而这里的“放论”实际上指的就是庄子。

其实，在《庄子》书中就记载了许多庄子“欲绝去礼学”的例子，庄子“绝去礼学”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愿意到朝廷里做官，《庄子·秋水》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大意是说：惠施做梁国的宰相，庄子将去见他。有人向惠施造谣说：“庄子来，是要代替你的相位啊。”于是惠施害怕起来，开始在国内搜寻庄子，搜了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去见惠施，说：“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雏，你知道吗？这鹓雏由南海出发，飞往北海。不遇有梧桐树，它不止息；不得着竹子上结的种子，它也不食；不得着甜的泉水，它也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得着一个腐烂了的老鼠，当鹓雏飞过它时，它恐怕鹓雏要夺它的老鼠，就仰头怒视，发出‘吓’的声音。现在你要用梁国的权势来‘吓’我吗？”在这则故事中，庄子把宰相的官位比作腐烂的老鼠一般恶心的东西，而把自己比作一只由南海飞往北海的“鹓雏”，而这只视野浩渺的“鹓雏”其实就是大“道”的化身；正是从宇宙万事万物的全局的、长远的眼光出发，庄子看到了宰相这个官位的极端局限性，因为在那个社会极度腐败的时代，由礼制赋予当权者的权力都变成了当权者为自己谋私利、欺压人民的工具。正是从“道”的高度出发，庄子才“欲绝去礼学”，甚至对宰相的高位不屑一顾，而这种思想正是对老子否定异化之礼的进一步发展。

庄子不仅“弃绝”政治方面的礼制，而且还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礼制也有一种极端排斥的倾向，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庄子之妻去世后，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这个故事是说：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去吊丧，看见庄子正像簸箕一样岔开两腿坐着，敲着盆在唱歌。惠施说：“你与妻子同居，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年老身死，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子唱歌，不也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你这话不对。当她才死的时候，我何尝没有感触？可是仔细一想，她当初本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并且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并且没有气质。在恍惚若有若无之间，才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现在又变化到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变化的道理。她正在安然地寝于天地的居室，而我哇哇地去哭她，自以为不通乎自然大化的道理，所以就停止了哭泣。”在这个故事中，庄子从“天地一体”的高度出发，认为人之生死乃是自然大化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必哀戚，更无需礼制的束缚；以至于庄子在妻子去世时不但不行礼，而且还唱歌。

如果说庄子在政治方面对“礼”的排斥是对老子否定异化之礼的一种合理继承的话，那么他在社会生活方面，特别是在丧葬祭祀方面对“礼”的排斥，则是在将老子的“道”的思想推向极端之后，对老子礼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庄子的这一发展，以一种对社会和人生的强烈的批判主义态度，将老子对礼学的双重态度推向了单向的极端，从而使此后的道家表现出了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特色。

与庄子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倾向不同，战国时代的儒家在礼学方面首先继承了孔子“复周礼”的思想，他们肯定了“礼”在拯救时弊、重建社会秩序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他们也受到了老子礼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礼”必须以“道”为最高的根基，因而他们逐渐地把老子的“道”融入了自己的礼学思想之中，从而逐渐形成了儒家“尊道而崇礼”的思想特色。

我们知道，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曾问礼于老子，并且从老子那里受益良多；然而对于老子“道”的形上智慧，孔子吸收的并不多，正是因此，孔子的得意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老师（孔子）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能够听得到，而老师谈人性与天道的理论，我们不能够听到。之所以听不到，大概就是因为孔子在这方面思考得还不够深入，因而也就不能够把这方面的思想清晰地向学生讲解出来。

而到了战国时期，大概正是受老子礼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礼”应以“道”为本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学者中开始出现一个将“天道”作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因素之根本的思潮。而这一思潮的推动者，正是由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曾子，到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的一派，历史上把他们叫做“思孟学派”。而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除了《老子》竹简本等道家文献之外，还有《性自命出》、《五行》等一批儒家作品，据专家考证，这些儒家作品与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有着很深的内在逻辑联系，很有可能就是曾子到孟子之间的思孟学派的著作。而这些作品与《老子》从同一个墓葬中出土，更加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联。

从《性自命出》、《五行》到《中庸》、《孟子》等思孟学派的文献资料表明，思孟学派在继承孔子“礼”和“仁”的思想的基础上，有一个从形而上的高度解决道德终极根据问题的思潮，并最终以“天道”为其学说的形上根据。如《性自命出》中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又如《五行》中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再如《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还如《孟子》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这些作品一反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的做法，都非常明确地将“天道”或“道”作为道德礼教的最终根源，不能不说是受了老子礼学思想的影响。

大概正是由于思孟学派受到了老子礼学的重大影响，后代的许多儒家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比如，历史上号称最懂孟子的宋明理学家陆象山就曾说过：“洙泗（指孔子）门人，其间自有与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记《礼》之书，其言多原老氏之意”（《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和后学，有一些曾吸取了老子的思想，所以儒家礼学方面的一些书，很多话都是源自于老子的思想。

综上所述，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深谙周代的仪礼制度，他从“道法自然”的天道观与形上智慧出发，以一种宏阔而深邃的眼光对“礼”作了较为全面的透视：当“礼”合于“道”时，它是有利于事物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和谐的，因而应当得到肯定；而当“礼”违背“道”，以至于沦为统治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时，它便会损害事物自然的发展状态，危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因而应当得到贬斥。老子全面而睿智的礼学思想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使庄子产生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促使战国儒家的思孟学派逐渐完善了“尊道而崇礼”的思想。可以说，“尊道而崇礼”和“越名教而任自然”构成了中国后世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潮，特别是构成了两种对比鲜明的处世态度，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两极，并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圆圈；而这个圆圈的起点，正是作为礼学大师的老子站在“道”的高度的敏锐观察。

【注释】

[1]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33页。

[2]张松辉：《老子研究》，第220—221页。

[3]陆建华：《先秦诸子礼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4]刘笑敢：《老子古今》，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