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

三、老子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

由于东汉后期以来长年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独尊儒术”已经不能挽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于是，从东汉末年黄老道传播开始，老子思想再次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由此，老子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以至于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而继续向前发展的道教，以及从西域传入不久的佛教，都与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发生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老子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影响，从各家各派的学者们对《老子》一书的研究热情即可见一斑，据熊铁基先生的统计，“魏晋南北朝之时，围绕着《老子》而著书立说者多达数十人，其中虽说大多数是学富五车的大儒，但也有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如梁武帝撰有《老子讲疏》六卷、梁简文帝撰有《老子私记》十卷），皈依佛门的僧人（如释惠琳、释惠严等先后为《老子道德经》作注，释惠观撰有《老子义疏》一卷），信奉道教的道士（如南朝宋齐时的道士顾欢撰有《老子义疏》一卷）。从著书形式上讲，除了普遍采用的‘注’之外，还有‘解释’、‘集解’、‘义疏’、‘义纲’、‘音’、‘论’等等。可谓形式多样，异彩纷呈^[5]”。而在这名家辈出的老子研究中，又以正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弼和竹林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嵇康与阮籍的成就最为突出；王弼之成就在于他所作的《老子注》独得老子之深意，《老子》王弼注本由此逐渐成为日后研习老子思想的通行本；嵇康与阮籍之成就则在于他们将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付诸于生命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对后世的中国人影响深远的魏晋风度。下面，我们就主要来介绍一下这三位思想家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 王弼与他的老子研究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为正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研究老子的主要著作为《老子指略》和《老子注》两书。“正始”是魏国齐王芳在位时的年号，指公元240—249年，在此期间，以王弼等人为代表的士人，“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注释经典，品评人物，辨名析理，得意忘言，史称“正始之音”。正始玄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上面所说的“以无为本”，而这一思想又主要是以王弼对老子思想的阐发为中心而展开与建立起来的。

具体而言，在《老子指略》中，王弼首先指出物质世界“以无为主”，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列名者，万物之宗也。”那么，世界为什么“以无为主”呢？王弼举世界的现象说明之：“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也。”所以只有“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不曒不昧、不思不伤”的“无规定性”——“无”才能作为万物之宗、事物之本，才能涵盖万物、覆盖一切。这也犹如《老子》说的“朴”，唯有“朴”才能散为“器”，才能为“器”之根本，反之“器”则难返为“朴”。而“朴”也即是“道”，因此王弼与老子一样，以“道”等于“无”，强调“道”的模糊性和无规定性，并将“玄”、“深”、“大”、“远”、“微”来规定“无”：“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言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深赜而不可穷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鉴于此，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道：“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

在这里，王弼表现出了深刻的思辨能力，即认为唯有“无规定”才能产生任何规定性，唯有“无规定”才能孕育着无限可能性。正因为是“无”（无规定性），所以王弼与老子一样认为“无”（无规定性）是不可以命名和称谓的，这其中的道理同样是因为“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不兼，有由则有不尽”。变化发展中的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能有什么“名”和“称”能涵盖它？看来难以为之，如是这样，不如以“无”名之，以“无”称之。鉴于此，所以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再推衍开来，在这种态势下，人的“有为”、“执着”也无必要，这就是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接着说的：“为之者则败其性，执之者则失其原”，因此最好的行为表现是：“不以言为主，则不违其常；不以名为常，则不离其真；不以为为事，则不败其性；不以执为制，则不失其原。”诸如此类，为之后逐渐兴起的魏晋风度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综上所述，王弼通过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与解读，所提出的“贵无”理论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这种“贵无”理论因有汉魏时期大量的实例为基础，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实际内容的思辨哲学而显得分外凝重；从上述王弼对“贵无”论的论证还可以看到：与其说是王弼对老子“无”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毋宁说是对汉魏以来种种“无执”（不执着某端）的理性论证。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可能与当时魏晋人的特有言行相配对，从而构成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魏晋风度。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嵇康、阮籍等竹林玄学家对于这种“贵无”论、对于这种“无执”的践行，看看他们所引领的魏晋风度。

（二） 嵇康、阮籍与魏晋风度

与王弼建立系统的哲学体系不同，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家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王弼所阐发的“贵无”、“无执”等思想的生命实践上，而从这种实践所透显出来的玄学精神与风度，甚至于比王弼的玄学理论更为广泛地影响了后代的士人，并且这种精神与风度永远地沉淀到了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了东方人格的一个重要特质。

上面所说的竹林玄学家指的是“竹林七贤”，他们的交游时间约在正始玄学之后的公元249—255年，在此期间，他们相契而赏，神交物外，优游竹林，肆意酣畅。《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从“七贤”的人生进程看，阮籍、嵇康因其玄思妙理，高迈人生，被视为当然的领袖人物；山涛媚附权贵，王戎敛财成性，二者常遭诟病；刘伶嗜酒，毁誉不一；向秀注《庄》，妙畅玄风；阮咸精研乐理，时谓“神解”。虽然“七贤”如此不同，在当时他们却“风誉扇于海内”，即便到了东晋乃至近代，士人对他们的“林下之风”还是称誉不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七贤”的两位领袖人物——嵇康与阮籍——的高风亮节与绰约风姿，来领略一下他们的玄学风度。

嵇康思想行为的一个核心纲领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反对那些冠冕堂皇的世俗礼教，主张返归自然，返归生命的本真。每当想起这个行为高迈的魏晋名士中的名士，人们的眼前往往会浮现出他跟他的好朋友吕安、向秀在洛阳城外打铁的情形。他们打铁并没有任何实际目的，而仅仅是觉得有趣。正当他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支华贵的军队从洛阳城赶来了，为首的正是朝廷的宠臣钟会。钟会慕名前来拜访嵇康，而面对这车辚辚马萧萧的场面，嵇康仅仅是抬头一瞥，然后又从容地埋下头去，继续打铁。钟会等了很久，嵇康却闭口不言。钟会非常无奈，他心怀不满，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嵇康却开口了。他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听了，心里一惊，回答得也很巧妙，他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正是这起巧妙的一问一答，把嵇康对权贵的轻慢以及钟会尴尬的心理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发生在嵇康身上最有名的一件事，要数他和好友山涛之间的分歧。山涛的品格被人们称为如“璞玉浑金”，但是他与官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追慕宁静但却力求圆通，在朝廷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但是，有一天，他却突然不想干了，于是朝廷让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山涛便满怀诚意地推荐了嵇康。嵇康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高兴，而且立即给山涛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从此就与山涛绝交了。他在这封信中写道：“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朋叙旧，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也就是说，我的理想就是在这田园中，喝一杯浊酒，弹一琴曲，然后跟我的朋友叙叙旧，聊聊天，这也就够了，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无欲无求以及与朝廷不合作的态度。

而最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是嵇康的死。这件事的起因是由于嵇康的好友吕安，其哥哥吕巽偷偷强占了吕安的妻子，而为了遮掩与避嫌，反诬吕安不孝，将他上诉到朝廷。嵇康听到这件事以后，立即拍案而起，痛斥吕巽。而钟会，因曾受到过嵇康的冷落而怀恨在心，于是就诽谤嵇康谋反朝廷、言论放荡，是不孝者的同党，最终撺掇司马昭将嵇康问斩。于是，嵇康走向了刑场，他顾视日影，索琴而弹，弹奏了那首“于今绝矣”的《广陵散》。虽然这部琴曲已经失传，但是，它却以一种“大音希声”的美永远地回荡在我们的心间。

与嵇康一样，阮籍也是轻慢礼教，对官场也不屑一顾。比如，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很注重孝悌之义，其中的繁文缛节、金规玉律，可谓数不胜数，而阮籍却以内心深处一种最为真实的情感演绎着叛逆者的角色。当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依然喝酒吃肉，不拘礼法；而他的内心，却痛彻骨髓，几次口吐鲜血，几乎死去。有哪一个世俗的卫道者，能够像他一样，用真情来直取人生本意呢？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屈指可数。

阮籍痛恨那些表面躬行礼法，而内心却十分邪恶的伪君子们。他曾拜访隐居苏门山的孙登大师，而他问了几个关于政治、历史、人生的问题之后却没有得到大师的回答；但在他下山的路上，突然听到了大师如天籁般的啸声，如醍醐灌顶，他猛然间醒悟了，留下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人生若尘露，天道意悠悠”，这才是“大人”的境界所在，而阮籍就在这种境界中得到安慰和精神的超脱。可是，这种超脱又是暂时的，他不得不重新回到现实中，去体味更深的苦闷和孤独；因为阮籍不像嵇康那样敢于直言，对于是非得失，他从来不妄加评论，所以他只能以一种任情玩世、醉酒佯狂的态度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北岛写过这样一首诗：“对于世界，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也不懂我的沉默”，阮籍就是这样一个人。

总而言之，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主张返归自然，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如诗如画般的人生境界。嵇康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志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寂灵岳，遗志养神。”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嵇康等竹林名士所追求的那种无拘无束、随情之至的淡泊生活。如果说东汉末年的建安士人在感喟时光流逝中尽情地享受人生，纵乐中带有一种悲凉的情调；那么，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士人，却真正摆脱了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约束。可以说，嵇康、阮籍所引领的竹林玄学，“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嵇康《太师箴》），其中虽有王戎的阿附权贵、山涛的随俗同尘，但由嵇康的才致与风姿、阮籍的忧患与深情、刘伶的痴迷与放达，与他们各自的玄思妙理一起，完成了一种蕴涵“深思、妙赏、深情、旷达、忧患、弘毅”的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即所谓“魏晋风度”。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思想继先秦之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王弼的《老子注》、《老子指略》等书对老子的思想作了十分精辟的阐发，从而使得老子的五千余言所蕴涵的深刻内涵从此以后大显于世，后代之研究老子者，无不推尊王弼的《老子注》；另一方面，以嵇康、阮籍为杰出代表的魏晋士人，以生命践行了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从而使老子思想转化为了一种精神与风度，这种精神与风度从此以后深深地烙刻在了中国人的生命中，再也挥之不去。正是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卓越的思想家对于老子思想在理论上的阐发，以及在生命中的实践，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基本由此而定型，并在接下来的唐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先秦诸子百家中所留下来的唯一一个能够长年与官方的儒家思想、外来的佛教思想相对峙与抗衡的思想理论，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