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影响

四、老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影响

进入唐代以后，以老子思想为发端的道家道教思想基本趋于定型，佛教思想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之后也趋于成熟，而儒家思想则继续在统治者的扶持下成为官方思想，于是，中国思想史自此以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晚清西方思想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经历近千年之久，以至于直至今天，儒、释、道仍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唐宋元明清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情况下，老子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对峙与论争、渗透与合流这两大历史动向之中。

首先，由于儒、释、道三教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并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因此，当它们处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时，就势必会有对峙与论争，以致相互排斥，甚至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摧毁对方。而在儒释道三教的对峙与论争中，由于儒家思想是官方的主导思想，因而在政治上就处于强势的地位，三教的对峙与论争因而也就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排斥释道二教的运动。

我们知道，唐代前中期的统治者，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在文化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对三教之间的激烈斗争也以调和为主，促使他们形成了较为和谐的关系。而到了唐代后期，由于政治统治的松弛，加强思想统一的任务突出了，此时的统治者很难在三教之间继续搞平衡了。于是，以儒家学者韩愈为代表，由于不满于佛教与道家道教日益扩大的影响和儒学的相对衰微，因此强调儒家与佛道二教的对立，主张“排异端，攘斥佛老”，坚决排斥佛道二教。

韩愈首先辨别了儒、道、佛三家通用概念“道”之区别所在。在他看来，道家道教所谓的“道”，是强调“去仁与义”的“清静”；佛教所谓的“道”，则是“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的“寂灭”；而“仁义”才是儒家主张的“道”，所以他特别强调，“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正是从“仁义”这个“道”出发，韩愈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明确地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

韩愈对儒佛道三家“道”之含义的区别，以及他提出的“道统”说为后来的宋儒所接受，从而推动了宋朝初年以至整个两宋儒学的排佛道运动。如北宋初期的思想家欧阳修提出要战胜儒道二教就必须“修本”，也即修儒家的“仁义”这个本，其主要内容则是“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礼义充，则虽有佛（道），无所施于吾民也”。这与韩愈所提出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排佛道主张有了很大进步，是后来的两宋儒学家从理论上排佛道的先导。而当两宋儒学家能够静下心来，从思想层面排佛道时，也就意味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认真读一些佛道二教的著作了；因为只有读了佛道二教的著作，了解了佛道二教的思想，才能谈得上从思想层面排佛道。正是因此，后来的许多宋明儒学家都有“出入佛老”的经历，如被朱熹尊为北宋最重要的五个思想家中的周敦颐、邵雍二人，据说都是五代道士陈抟的数传弟子，而程颐在为其兄长程颢所作的行状中也谈到其兄长曾“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几十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学者们必然会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相互渗透与合流。

儒释道三教自唐代以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至合流的最大一个成果，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我们在本书第三讲中曾谈到，道家思想从老子开始就确立了“道法自然”的天道观与形上智慧，并且以“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本体与根源；而佛教思想亦有自己完备的宇宙论与形上学；唯独儒家一直以来侧重于强调仁义道德等具体的行为规范，而对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起源与本体这个哲学上的根本性问题缺乏思考。儒家在宇宙万物之本体层面缺乏思考正是儒家受到佛、道两家大规模冲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宋初以后，儒家学者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弥补这个漏洞。如周敦颐借鉴老子的思想提出“无极而太极”的主张来回答宇宙万物之本体的问题，张载也借鉴道家思想的词汇提出“太虚”为宇宙万物之本体；正是在这种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中，儒家的本体论思想开始不断进步与提高，终于，二程悟出了“理”这一观念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并由此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进入到了宋明理学的阶段。

除了宋明理学的产生，老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数以百计的《老子》注本的出现。不过，由于这些注本大都是沿着过去的思路，围绕着老子思想中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虚静淡泊等内容在做文章，在本质上仍属于老子研究的传统范围，《老子》的注释与研究并未取得像王弼的《老子注》那样根本性的成就。

总而言之，在唐宋元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无论是相对于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都更加稳定，其中国家虽然经历了数次政权的更迭，但几乎每次都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迅速控制，并以儒家思想作为其执政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子思想的社会影响就主要体现于和儒家思想的对峙、论证、渗透及合流之中，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即是促使了宋明理学的生成。此外，虽然尚有数以百计的儒释道各派学者为《老子》作注，更有无法计数的学者仿效魏晋风度而在生命实践中践行老子之道，但这些都未像王弼与竹林玄学那样对老子思想的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可以说，在进入唐朝以后，老子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影响进入了平和期与成熟期；也正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深深地烙于国民精神之中，因而其影响也才会显得如此平和乃至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