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以敬，夫妇之道

爱之以敬，夫妇之道

原文:“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礼记•哀公问》译文：古时候的三代圣主帝王当政，必定用一定的礼节来敬爱他们的妻子。因为，妻子，是各种亲情关系中最为主要的一个，怎么能不敬爱她呢？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阴阳的结合都再正常不过，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男女的结合则显得更庄严更富有理性和色彩！自然界的雌雄结合更多的是出于自然的生理需要，而人类的男女结合则有更多的生命意义和社会责任蕴含期中！夫妇之间，不但要完成自然赋予他们的任务，完成繁衍后代和满足原始欲望，还要完成更多的社会和家庭赋予他们的责任！因此夫妇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自然界那样单纯，所以需要更多的伦理道德和礼节习惯来约束。因为男女结合无比的庄严和神圣，也因为男女结合需要承担更多的感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所以婚礼比任何礼节都要隆重！夫妻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妻子的责任和义务，还涉及到对老人和子女的责任，同时家庭还对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和规范起到有重要作用！儒家对夫妇之道有深刻的认知，并对中国的几千年的婚姻史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在当今社会，儒家的夫妇之道还对现实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先秦儒家认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夫妻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国是家的扩大，社会规范是家庭伦常的延伸，故此十分重视家庭和妇女的作用。夫妇之际，是人道的大伦。儒家所重视的五伦，包括夫妇、君臣、父子、兄弟和朋友。其中有三大伦，按照“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有夫妇，再有父子，后有君臣。虽然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妇之道是人伦之始，这是人类社会所恒久不变的。 “夫妇正则父子亲”，有了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才能有父母与子女之亲、兄弟姐妹之爱，也才能“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如《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意思是说， 夫妇关系是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关系。夫妇关系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夫妇关系，便没有父子关系，也没有兄弟关系，也不可能有君臣关系，更不可能有朋友关系及社会成员的有关系。可见夫妇这一伦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伦！后来晋代的韩康伯在注解《序卦传》的这段话时，说：“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于离也。”唐代的孔颖达在注解《诗经》之首篇《关雎》时也曾说：“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三大伦之间的自然顺序，其实本应该就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后来，为了更好的实行君主专制，随着“三纲五常”的兴起，“君为臣纲”成为首要的教条，所以夫妇一伦的地位才降低。虽然在魏晋南朝有“君父先后”的争论，但自唐代以后又恢复并强化了君权之优先。

儒家认为，做君子，行君子的忠恕之道，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夫妇之道开始。《中庸》所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意思是说，要想成就君子之道，要先从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开始。如果对妻子都不能行君子之道，对外人就更不可能了!所谓的齐家也不过是正确、稳妥的处理夫妻关系，只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家庭自然和睦。明清之际的唐甄认为，人伦之道从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开始，“敬且和，夫妇之伦乃尽”。而当时的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人而无良，至此其极”。针对此，他提出：“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 “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唐甄以恕道为“君子善世之大枢”，这符合孔子的思想，也符合当今普世伦理所谓“道德的黄金律”。唐甄提出“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这是恢复了儒家所重视五伦或三大伦的“自然顺序”，符合《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思想，如果恕道的推行是从夫妇之伦开始，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就都应该贯彻忠恕的原则。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故事就体现了宋宏的君子风范。光武帝有一个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独居宫中，抑郁寡欢。光武帝很敬爱这个姐姐，想在大臣中再为她找个丈夫，故意与她谈论朝中大事，顺便谈起大臣们的人品、言行，想看看姐姐的心意如何。湖阳公主说：“依我看，朝中所有大臣，人品、才学、气宇都不及大司徒宋公！”光武帝知道姐姐对宗弘有爱慕之心，就告诉湖阳公主，想把她嫁给宋弘。公主听了，又羞又喜，欣然答应。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但，宋弘是有妻室的，公主当然不能给人做妾。所以，若要把公主嫁给他，只有让他先把妻子休弃了才行。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特别安排，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之后，然后召宋弘入宫。谈完了公事，光武帝闲闲的提起： “有句话俗话说：‘人，有了地位就换朋友，有了钱财就换妻子’，你觉得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呢？”他的本意是试探宋弘的心意；如果宋弘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就可以往下谈，要宋弘休妻，当湖阳公主的“驸马”了。没想到，宋弘神色庄重的回答说： “我所听到的，与陛下说的不一样。我只听说：贫贱时交的朋友，是绝不可以忘掉的。曾陪你过穷困日子的妻子，也是绝不可以离弃的！”光武帝听了，只好跟湖阳公主说： “这事办不成，你还是死了心吧！”而宋弘的这句话，却留了下来，成为后世君子的人格指标。君子应该“勿厌故，勿喜新”。物质、人情皆有新旧，喜新厌旧，就会造成浇薄寡恩的风气，所以古人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宋宏回答光武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正体现了一位君子，能坚守婚姻，不喜新厌旧攀附权贵的情操。

儒家认为，夫妇之道要以“恒”为训，以“和”为贵！“恒”更就是要忠于家庭和配偶，保持夫妇之间的恒久关系，切不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和”就是琴瑟和谐，夫妻恩爱。《周易·序卦传》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可以看出，“恒”是夫妇本来就应该遵守的本分。人们经常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等成语来祝福新婚夫妇，那么夫妇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做到的恒久呢？

儒家认为“相敬如宾”是夫妻关系保持永恒的重要条件。《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夫妇之间应该“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夫妇之道，在于“上床夫妻，下地君子”，“相敬如宾”，礼义相待，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达到历久弥新的效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距离产生美。中国旧式婚姻，主张门第相当，才貌相配，有有老成的人为之主持，结合之后，又主张亲而不狎，相敬如宾；如此，婚前既有相当的客观的条件做保障，婚后又有一些培植的功夫来维持，旧时夫妇关系的所以能历久相安，这些显然是原因的一部分了。 “相敬如宾”是一个原则，其目的是以适当的距离增加思慕，增加美好的想象，从而起到维持婚姻长久的作用。“上床夫妻，下地君子”是这个原则的注解。相传金圣叹曾经把妻子送回娘家，过上一段时间，又鼓乐喧阗的用花轿把她抬回来，这虽未免过于轻忽，但就“距离之美”而言，还是可以接受的。

说道“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夫妇的故事最为著名。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梁鸿年少入洛阳太学受业，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后回故乡。乡人仰慕梁鸿为人诚信，品行高尚，竞相前来议婚，但他不愿轻娶平庸之妻，一一谢绝。孟家有一女，体肥面黑，三十不肯出嫁。父母问她何故，答曰：“必得梁鸿寻样的贤士方嫁”。梁闻其言，心中称奇，遂聘娶为妻。孟女深知梁鸿有隐居之志，便穿上布衣，向丈夫表白自己能吃苦，愿与之隐居。梁鸿大喜，说：“能侍奉我于山林，这真是梁鸿之妻也！”于是为她起名孟光。不久，两人隐居山林。不慕荣利，安贫乐道，以耕织为生，空闲时以读书、吟诗、弹琴自娱，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后因得罪官僚，梁鸿只得易姓改名，与妻子避居于齐、鲁一带，最后又逃隐于吴地。夫妻两人一贫如洗，只得寄居于人家堂下的小屋中，梁鸿以为人春米养家活口。即便如此因窘，夫妇二人仍相敬相爱。每当梁鸿收工回来，孟光即刻准备饭菜，并低下头，恭恭敬敬地双手将案(食盘)高高托起，与眉毛齐平，请丈夫进食，以此表示自己的恭顺与尊敬。旁人看见都非常惊异，称：“能得到妻子如此尊敬的，定非凡庸之人。”此后，“举案齐眉”之事便逐渐流传开来，而粱鸿与孟光也被后人奉为恩爱夫妻的典范。

儒家认为夫妻之间的分工，也就是五伦中讲的“男女有别”,也是保证婚姻恒久的重要条件。“男女有别”其真义在于强调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有不同之本分，彼此间要懂得如何对待，才能营造美满幸福之婚姻生活。夫妇有别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重男轻女，也不是男女平等，而是指男女的应该各自有自己的任务，要使双方相辅相成，发挥互补互助之作用。男女有别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保持男女的本色和纯洁性，建立幸福的家庭。即使夫妇恩爱也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严格区分各自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爱情长久。客观上讲，男女之间的生理、心理、性情、体格、、才能都有差别，男女的结合，使婚姻生活中能藉对方之优点、特性，以弥补本身之软弱、缺点，故彼此间当诚心相待，相敬如宾，相顾相助，恩爱相处，安渡一生。

丈夫的责任首先是齐家，最重要的是要尊敬妻子，然后就是养家糊口，建功立业。孔子特别强丈夫调要尊敬妻子，他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所以儒家规定尊敬妻子是一项丈夫必须遵守的义务。

东汉时期，有位名士，叫樊英。他认为夫妻间讲“礼”，不是单方面的妻子对丈夫的尊敬，丈夫对妻子更要表现出有“礼”。根据后汉书记载：樊英有一次生病，他的妻子派丫鬟来问病：你身体怎么样了，樊英就起来给她还了一个礼。照理说在家里，樊英是老爷，你是丫头。按照古代等级观念，老爷怎么能对丫头行礼呢？结果樊英说，在家庭当中，“妻与夫齐等”，地位是平等的。这个时候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显现出来了。樊英认为，丫鬟来是代表妻子来看我的，我应该还之以礼。他的表现日后被引为美谈。

儒家认为妻子的责任是相夫教子。相夫教子简单说就是辅助丈夫和教育子女。儒家对妇女的德行要求比较严格，不过后来对妇女的要求变得太过严苛。

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又贵为皇后，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什么事这样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臣妾听说只有明主才会有直臣，魏征是个典型的直臣，由此可见陛下是个明君，故臣妾要来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孟子幼时家贫。其父名激，字公宣，并无什么功绩可称道。但据史籍记载，其母仉氏却是一位极有见识又很会教育子女的人。孟子幼年丧父以后，母亲就成了他第一任启蒙老师。孟子的成长深受其母的教诲。孟母教子故事久为世人传诵，已经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范例。孟家原在马鞍山下的鬼村，山麓坟莹处处，村中儿童追逐嬉戏，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也三五成群地模仿大人们的礼仪，扮演丧葬的过程，孟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既不能老是把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家里，唯一办法就是变更居住环境。经过一番周折，孟家母子从凫村迁到了十里外的庙户营村，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每逢一、三、五、七单日，远远近近的百姓们，手拎肩挑一些自己的土产来到集市交易，讨价还价，喧嚣热闹，这场面对孩子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耳儒目染，孟子和其他一些孩子也学会了锱铢必较的模样。孟母忐忑不安，住了半年又再次迁居。孟母既不愿儿子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屑于儿子沾染唯利是图的市侩气，她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环境，她第三次把家搬到了邹城的学宫附近，虽然房子漱隘不堪，但是孟母带着儿子还是安安心心地定居下来。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都给附近居民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初解人事的孩子们，常群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有模有样，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做人是要求诚实，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市集旁居住时，东邻有人杀猪，孟子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漫应："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忍痛在捉襟见时的生活费中，拨出一部分钱买了一块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孟子具有天生的灵性与慧根，但也有一般幼童共有的怠情贪玩习惯。有一天，孟子竟然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刀，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嗒咔嗒，拦腰剪成两段，就在孟子惊愕不解时，孟母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剪断织绢！一个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知，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不可以离于祸患，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萦萦苟苟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衣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督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从此孜孜汲汲，日夜勤学不息。孟子在孟母的谆谆教诲下终于成就大才，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认为，夫妇和谐，是婚姻恒久的保障，也是婚姻就求的最高境界。“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妻礼义相待，以和为贵：“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 要做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家室，乐而妻帑。” 《诗经》有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这些对古代理想夫妻关系的描述在今天看来，别有一番滋味。

苏轼与第一位妻子王弗就夫妇和睦，琴瑟和谐。这是一桩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王弗是个很贤淑、“敏而静”的女人，她平实精明，一直关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内向，与苏东坡的坦直豪放的性格恰好互补共助。她知道苏东坡勤读苦学，就伴他“终日不去”；对于书中记事，东坡偶有遗忘，她都能从旁提醒，东坡问她其他书籍，她也“皆略知之”。在东坡做官之后，她时常提醒着丈夫。东坡往往把与之交往的每个人都当成好人，自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又言“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于是，就有了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当东坡在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王弗总是躲在屏风的后面屏息静听。有一天，一位客人走后，她问丈夫：“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她说，你呀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又有一次，“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王弗待客人走后，立即对丈夫劝诫说：“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有王弗在身边，可以说是苏东坡的大幸运。不幸的是，王弗二十六岁时不幸病逝，葬后，东坡在王弗的墓前悲痛的长叹道：“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一怙！”苏东坡与王弗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王弗去世后，东坡一直不能忘怀，妻子提醒他的话语不时在耳边响起。就在王弗死后的第十个周年，正当苏东坡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的孤寂失意的日子里，在梦中又依稀见到了久别的妻子，于是写下了让后人读了只想落泪的两阕小词，以寄托自己的情思。其词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那年苏东坡三十九岁。词中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对爱妻十年前死别的惨痛回忆，透露出的是在失去幸福后只有在梦中才能追踪的那种凄苦心情，开创了用词来悼念亡妻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