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非子的救世情怀
韩非子的贵族出身决定了他的学说并没有儒家、墨家那样的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但是和先秦诸子一样,他同样拥有治国安邦的救世情怀。
在《韩非子·问田》中,有一段韩非子对自己济世救民情怀的表白: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堂溪公对韩非子说:“我听说遵循礼制、退让谦虚,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修养品德、隐藏才智,是成就名声的道路。如今先生主张法治、术治,制定法律,我认为这会危及你的生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您所说:‘楚国不任用吴起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了商鞅的法治而繁荣富强。他们的主张虽然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了,然而,吴起被分裂肢体而商鞅被五马分尸,这是没有碰上好世道没有遇到明君所造成的祸患。’一个人的遭遇不是必然的,灾祸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如果放弃保全自身的道路而毫无顾忌地去干危险的事,我认为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韩非子回答说:“我明白您的意思。治理天下,统一民众的行为,的确不是易事。然而,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教而实行本人的政治主张,是因为我认为法治是对民众有益的,是救民之道。因此,我不害怕昏庸君主所制造的祸患,坚信为民众的利益着想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庸君主所制造的祸患,而逃避杀身之祸,明哲保身而不顾民众的利益,是贪生怕死、自私、卑鄙的行为。我不忍心采取那种贪生怕死、自私、卑鄙的行为,不愿意放弃仁爱、明智的行动。您是一片好心,是爱护我的意思,然而您却不理解我的救国救民之心,其实是伤害了我啊。”
这一段韩非子与堂溪公的对话充分表露出韩非子为民众利益着想而力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身处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看到社会越来越混乱,人民越来越凄苦,心里非常沉重,但他也看到人民越来越希望天下一统,越来越希望安居乐业。尤其是看到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就更迫切地想推行自己的法治思想,所以,他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安危完全抛诸脑后。可以说,韩非子为了法治救国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的精神,堪与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视死如归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相媲美。近代变法维新的谭嗣同可谓继承了韩非子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道路从一开始就是阻力重重、充满艰辛的,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还是面临着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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