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对“法”的界定

一、韩非子对“法”的界定

包括韩非子在内的先秦法家所言的“法”与现代意义上“法”的概念是不同的，其规范作用与现代法也有不少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法家心目中的法是镇压性的，不是契约性的。”⁽¹⁾也就是说，韩非子所论的“法”更多的是具有强制性，而不具有权利法的色彩。

（一）法的实质

韩非子在《韩非子·定法》中是如此界定“法”的实质的：“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可见，韩非子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是官吏治理民众的依据，遵守法律的受赏，违反法律的受罚，法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

（二）法的形式

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中对法的形式如此论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

在形式上，韩非子主张法是一种“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的法律条令，也就是说，法必须是成文的，而且是由国家来编订的。所谓成文法，一般是指创制法，即由立法者制定并公布实施的法律。迄今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成文法形成于战国时期，李悝相魏文侯，汇集各国法律，作《法经》，开创了中国成文法的范例。

作为让官府来具体实施，并让老百姓广为周知和遵守，法在形式上应该成文，在程序上必须公布。韩非子主张法要公开，让百姓都知道，便于百姓遵守，还主张法要公平、公正。公开、公平、公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所追求的价值，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子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韩非子的主张是在继承了前辈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公元前536年子产将刑书铸在鼎上，首开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然而，子产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晋国大夫叔向极力反对，指责子产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²⁾公元前511年，大夫赵鞅也“铸刑鼎”。孔子得知后，批评说：“民在鼎上，何以尊贵？贵何业之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³⁾孔子和叔向极力反对的原因都是害怕民众知法、懂法之后会与官吏据法力争，从而贵贱无序，以致乱国。从慎到、商鞅、申不害到韩非子，随着法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壮大，对法的含义和作用的理解不断加深，到韩非子时，总结了以前各家的见解，坚定地提出了法要公开的思想。

韩非子对“法”的见解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见解，合乎时势的需要，即使到现在仍然与当代的法治理念相契合，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