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术治论的具体内容

三、韩非子术治论的具体内容

所谓术治，笔者理解为君主治国的艺术，通俗地讲像现代人说的“领导的艺术”。韩非子的治国理论是为“中人”，即平庸的君主而创制的，涉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既有需要所有人都知道的“法”，只能由君主一个人知道的“术”也要替君主想得十分周到，这也反映出韩非子务实的一面。韩非子所提出的术治主张都具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才能使平庸的君主能够按照他的理论治理好国家。

韩非子提出的各种术，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用来加强君主统治的，即如何来任用官吏；一类是用来防止君主统治权被削弱乃至被篡夺的，即如何来防范官吏。关于术治的具体内容，一般来说，学者形成共识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形名术

“形”和“名”是我国古代学者讨论内容与概念关系时常用的一对术语。“形”者即事物的实体及其形态，它是“名”的实际内容，也可称之为“实”、“物”、“事”；“名”者即名称、名分，它是“形”的称呼及其规定性。韩非子主张“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⁹⁾，形名之术，实际上是他法治思想的一种延伸。他所谓的“名”主要是指臣下的言论与职位，君主“循名而责实”就是用“名”来督促、检查臣下的功绩，即“形”，是法治精神在行政中的一种体现。“形名术”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反对空谈

《韩非子·六反》中说：“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韩非子主张，选任人才一定要务实，君主要通过委任具体的事务来分辨这个人是愚蠢还是聪明。没有德才的人会因为君主不检验他而蒙混取利，滥竽充数。君主不考察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就如同不等他看东西就断定其眼明，不等他说话就判定其口才好，这样的话，就不能分辨出哑巴和瞎子。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空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韩非子的这样一番言论是韩非子务实功利价值观在术治上的体现，意在反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儒家、墨家的学者不切实际地谈论治国之道。在《韩非子·五蠹》中说：“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国家的委任，造成兵力削弱、兵力削弱，政局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这些使国家混乱的人和行为。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要看实际功绩，不要听高谈阔论，论功行赏，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

韩非子的这些想法是非常有见地的，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功绩作为考核官员的唯一方法是具有合理性的。

2．功名相当

在《韩非子·二柄》中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

君主要想禁止奸邪，那么就必须审核形与名是否相当，言论和所做的事是否相符。做臣子的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君主根据他的言辞委任他做事，根据他负责的事情来责求他的功绩。韩非子认为，不管是言小而功大，还是言大而功小，都是“功不当名”，都是对“法”的一种破坏，都是应当受到处罚的。臣下言行一致，这样君主才能完全地、更好地掌控全局，这是君主政治统治有秩序的体现，也是臣下忠于君主的体现，所以，应当奖励。言大而功小，是言过其实，是有损于统治秩序的，应当惩罚。同样，言小而功大，也是名实不符，其危害远远超过他的功绩本身，也有损于统治秩序，也该惩罚。

韩非子主张“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¹⁰⁾臣下不得超越职权去立功，也不可以说话和做事不相符。超越了职权就该被处死，言行不一就该被治罪。

可以看出，韩非子的形名术是一种十分严格的考核官员的办法，其积极意义在于，如果官员都做到了言行一致，就会形成一种事实求是、务实的政风，而且，通过考核官员的政绩，也给赏罚提供了较为客观公正的依据，这也是执法的基础。如果官员都忠于职守，不说空话，不弄虚作假，讲真话，办实事，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国家治理的理想局面。我国《公务员法》第五章　《考核》中的第三十三条就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可见，当今社会，对于官员的考核，也是遵从韩非子提出的“循名责实”的主张的。

（二）用人术

《韩非子·八说》中说：“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

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人才很重要，把政事交给什么人，是关乎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问题，如果没有用人之术，在用人上就会导致失败，国家当然也就治理不好。能为君主所用的人要么是能说会道、聪明伶俐的人，要么就是廉洁奉公的人。任用官吏，就是授予他权势。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可靠，因为这种人聪慧，让人觉得不可信赖，如果有聪明才智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势谋求私利，那么君主必然会被其欺骗。聪慧的人不可靠，所以要任用廉洁奉公的人。而廉洁奉公的人未必有智慧，而没有智慧的人往往自以为是，任用这样的人做事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混乱。所以，如果没有用人之术，任用有智慧的人，君主有可能会被欺骗；而任用廉洁奉公的人，国事也可能会混乱。这都是不进行术治的后果。

术治的作用就是考察什么样的官吏是可以胜任官职，而且是可以信赖的，而这个作用是“法”实现不了的。如果没有用人之术，即使有了很好的法律，但是执行法律的官员不适格，君主将国事所托非人，后果也会十分严重，要么君主被欺骗，要么造成国家混乱。

韩非子所主张的“法”主要是指刑法，和现代社会不同，战国时期没有行政法，也没有很完善的选拔人才、聘任官员的制度，而作为治国重要一环的官吏的聘任问题又是至关重要的，韩非子的术治理论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1．唯德才兼备是举

韩非子强调选拔人才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能”，一个是“贤”，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才兼备。《韩非子·人主》中说：“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选拔的人要有“贤”、有“能”，反对走后门，拉关系。在《韩非子·八说》中说：“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单凭才智去选拔人才，他可能会用才智谋求私利，欺骗君主；只以品德选拔人才，他可能没有才智，把政事搞得一团糟，可见，选拔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才行。韩非子所说的“德”是指对君主忠诚的品德，所说的“才”是指能治国安邦的才能。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对“德”、“才”的理解和要求都不同，其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国《公务员法》在公务员选拔上也要求德才兼备，比如，在第十一条，要求公务员具备的条件里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良好的品行，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可见，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所有政权治理中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2．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韩非子·说疑》中说：“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圣王明君选拔官吏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优秀的，就据以任用；恶劣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先前圣明的君主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的地位也因此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韩非子主张君主要破除门第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管他是亲戚还是仇人，不管他的地位高低，只要能对国家有利，都可以任用。这样的想法是他法治思想“刑过不辟大夫，赏善不遗匹”⁽¹¹⁾在用人之术上的延伸，韩非子不仅主张在法律面前要讲平等，在人才选用上也要讲平等，这和现代法治社会追求的“社会公平”、“机会平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3．逐级提升，注重实效

韩非子主张“袭节而进”，也就是逐级提升。“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¹²⁾他主张从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中选拔人才，“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¹³⁾经过长期的考核，逐级晋升官职，是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挑战，是对以往成功经验的总结，这也是韩非子务实原则在人事制度上的体现。历史上，赵国的赵括谈起军事来头头是道，可是却毫无实战经验，结果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战役中一败涂地，四十万赵军全军覆没。这一次震惊诸侯的大战给韩非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韩非子·显学》中说：“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在《韩非子·用人》中又说：“外无马服之患。”经过长期的考验和工作的历练，可以积累经验，也可以让君主考察人才是否可靠，提拔这样经验丰富、政治上可靠的人是韩非子主张的用人之术。韩非子这种讲求资历的用人之术直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人事制度。就世界范围来说，不管是政府官员的选拔还是企业用工，都要考察其工作经历、学历、以往业绩等等，可见，韩非子的主张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4．分工明确，不兼官、兼事

韩非子主张“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¹⁴⁾，他主张每个官员各司其职，各有各的岗位，各有各的职责，不越官，不越权。“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¹⁵⁾每个官员只负责一件事情，不兼事，有利于官员专研业务，增长技能，那么工作一定会越做越熟练，越做越有经验，越来越称职。一事一官，要比一事多官更有效率，否则，会造成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职责重叠，就会出现扯皮、推诿，而各自的职责不同，就会各负其责，从而形成“莫争”、“莫讼”的和谐局面。韩非子的这种定位管理的思想，不但有利于培养专业人才，而且还会减少不同部门的不必要的摩擦，不会因“争讼”而造成内耗，从而使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达到最优化，实践证明他的主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用人之道。

韩非子“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¹⁶⁾，的主张还有利于官吏权力的制衡。狭义的权力制衡主要是指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合理的划分，使其相互牵制和约束，它包含了分权和制约两个主要内容。广义的权力制衡则不仅包括分权和制约，还包含了监察和监督等内容。⁽¹⁷⁾监察和监督、制约的内容在形名术、用人术，以及后面的听言术、御臣术中都有所涉及。“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¹⁸⁾，有利于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以至于形成垄断，也就是达到“分权”的目的，而“分权”是权力制衡的前提和基础。韩非子所处的年代不可能想到分国家最高权力——君权，但是，他想到了分官吏手中的权力，他的这种分权思想要比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法国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早将近两千年，仅就此一点，我们就不能不说韩非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

韩非子的这一套用人术，实际上是一套选人、用人的制度，可以说是古代人事制度的典范。韩非子主张依靠制度选人、用人，而不是凭君主的个人喜好选人、用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听言术

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集众家之言，听取别人的意见，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韩非子关于君主如何听取官员意见的见解非常深刻，有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要听取逆耳忠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西汉张良劝谏刘邦时所说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¹⁹⁾，以及后世的其他说法都可以说是韩非子之言的翻版。君主听从逆耳的忠言，可以有利于国家的治理，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君主功名久立。

韩非子在此还强调了“明主”，也就是说听取逆耳忠言是统治者的明智之举，是君主圣明的体现。在用人术中，韩非子主张要选拔忠于君主的臣子，可是，如果臣子是敢说真话的忠臣，君主却不是明君，不能听取忠臣的好的意见，就可能会使奸臣得逞，忠臣受到误解甚至迫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所以，韩非子在这里强调君主要能听取忠言。

2．不要轻易发表看法

《韩非子·扬搉》中说：“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君主在听臣下进言的时候，要假装糊涂，像喝醉了似的，群臣纷纷发表意见，君主却不开口，不参与，这样臣下就不知道君主的意见是什么，就能畅所欲言，君主因此也就能听到更多的想法，从而对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君主通过装糊涂，制造出一种宽松的言论环境，有助于不同意见的发表，避免“一言堂”。

（四）无为术

“无为”思想本源于道家的老子，但是，韩非子主张的“无为”和老子主张的“无为”含义有所不同。老子主张的“无为”是自由放任，不干涉，韩非子主张的君主“无为”不是说君主什么都不做，而是君主不做小事，只抓大事，“明主不躬小事”。⁽²⁰⁾

1．臣下效力，君主无为

君主掌管大局，使人才各尽其用，各司其事，君主就不用亲自做事了。“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²¹⁾万物都有各自的长处，人才各有其作用，君主如果能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那么，君主就不用再做什么了。让鸡掌管夜里的时间报晓，叫狸猫捕捉老鼠，像这样使用人才，君主就可以无为了。

韩非子主张“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²²⁾，君主治理国家与其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如使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²³⁾，君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治理国家，那是不明智的，“揣中则私劳，不中则在过”⁽²⁴⁾，君主遇事只靠自己，处理对了，也耗费了自己的精力；处理错了，自己还要承担责任。

韩非子主张的君主“无为”是主张君主不要事必躬亲，君主并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而是要管好全局，抓住要害。“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²⁵⁾国家的事务千头万绪，纲要却在君主手中，那么，官员就会为君主效力。君主什么都不做，臣下自会替君主效劳。《韩非子·主道》中说：“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英明的君主能充分利用臣下的智慧，君主根据众臣的智慧来判断事情，那么，君主的智慧就无穷了；能使有才能的人贡献其才能，君主量才录用，君主的才能也就无穷了。君主自己不亲自做事，一切交由臣下来办，事情办成功了，当然是君主用人得当，事情办得不成功，就是臣下的罪过，那么，君主就一直会有好名声。这样的话，君主不用有才能，但是可以当有才能人的老师，君主不用有智慧，但是可以纠正有智慧人的错误。即“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²⁶⁾

2．高深莫测，以“无为”制“有为”

韩非子认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²⁷⁾，君主最好什么才能都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都不做，否则，就治理不好国家了。“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²⁸⁾君主有所专长，事情就办不好。君主喜好逞能，卖弄聪明，臣下就有机会发现君主的不足，“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²⁹⁾，君主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不能“胜众”，也就治理不好国家了。君主无为也是为了使自己显得高深莫测，让臣下不易发现自己的缺点。“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³⁰⁾，韩非子告诫君主行事要掩盖行迹和动机，使臣下无法揣测；不要显示智慧和才能，使臣下无从猜测。

《韩非子·主道》中说：“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君主无为，静虚，就像不在君主的位置上一样，空虚的让臣下不知道他在哪里。君主高深莫测，掌握权势、法、术，臣下就会惧怕得战战兢兢。可见，韩非子是主张君主深藏不露，以“无为”制臣下的“有为”，所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³¹⁾这当然并非真要教君主装聋作哑，而是教君主以静制动，待机而发，利用权势、赏罚，让臣下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甚至性命而按照君主的意志办事，从而实现“无为而治”。

（五）御臣术

韩非子是主张人性好利恶害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甚至父母子女关系也是如此，君臣关系就更是如此了，“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³²⁾君臣关系完全是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毫无信任可言，君臣之间时刻都在算计对方，极端的就是臣子谋取王位，取而代之。“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³³⁾韩非子认为，如果不加以防范，不驾驭好臣子，那么，臣子取代君主就是极容易的事，“臣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足也”⁽³⁴⁾，等臣子结党营私，羽翼丰满了，就是他取代君主的时候了。“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³⁵⁾因此，君主不要指望臣子不背叛自己，而是要让臣子不敢背叛；不要指望臣子不欺骗自己，而是要使臣子欺骗不了。因此，控制好臣子，控制好官吏手中的权力是君主稳定政局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政治领域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对于权力和权力主体的不信任，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法理学基础就是对任何一种权力和任何一个权力主体的不信任。韩非子这种对官吏不信任的思考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认识。

1．七术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给出了君主必须掌握的七种驾驭臣下的具体实施方法：“主之所用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君主用七种手段来考察六种隐微之情。七种手段：一是“众端参观”，是说从多方面来观察和验证臣下的言行；二是“必罚明威”，是说对犯法者坚决进行惩罚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信赏尽能”，是说对立功者一定要进行赏赐来鼓励臣下竭尽才能；四是“一听责下”，是说君主应当逐一听取臣下的言论来督责其工作的实效；五是“疑诏诡使”，是说君主故意传出可疑的命令、使用诡诈的手段来考察臣下对自己是否忠诚；六是“挟知而问”，是说君主拿已经了解的事情故意询问臣下，看其是否虚伪；七是“倒言反事”，是说君主故意说反话、做错事来刺探臣下的阴谋。以上七种权术就是君主用来察奸、防奸、治奸、禁奸的策略措施，以防被臣下所利用和蒙蔽。此处所说的“六微”，是指六种隐瞒细微的事情，即：“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³⁶⁾

2．条达之道

韩非子提出君主要控制臣子，还要使上下级互相约束，互相监督。《韩非子·八经》中说：“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此之谓条达之道。”韩非子想出了一个监督官员、暗中考察官员的办法，即所谓“条达之道”。即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级：针对相国，就和廷臣约定；针对廷臣，就和他属下的官吏约定；针对军吏，就和兵士约定；针对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针对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针对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针对后妃，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作“条达之道”。这样的办法，让官员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当中谁是君主派来监视自己的，从而不敢做有损君主利益的事情。韩非子所说的“条达之道”在先秦诸子中是独创，无论是孔子、孟子、墨子还是法家的商鞅、慎到、申不害都没想到这个办法，所以，韩非子的“术治”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韩非子的“条达之道”就是一种“告奸术”。要禁奸，首先要知奸，而君主的一双眼睛不可能发现所有奸情，必须依靠外力。“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³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到赏罚，“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³⁸⁾告奸源于商鞅之连坐，史载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³⁹⁾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告奸连坐制度，“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⁴⁰⁾我国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关于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责任的规定是：“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该条规定曾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古代的“连坐”制度的翻版，而且，如果有知情人提供证据指出真正的侵权人，那么就由真正的侵权人承担责任，而不需要整楼的人承担责任了。这样看来，即便是在现代社会，虽然确立了“责任自负”原则，但是告奸连坐制度仍是有其生命力的。

另外，韩非子还主张思想统治，将奸臣禁止在萌芽状态，“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⁴¹⁾韩非子认为与其费心劳神地去调查、考察，不如让臣下连邪恶的念头都没有，控制其思想才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最高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