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官吏

二、理想的官吏

因为官吏拥有权力，因此，君主对于官吏的选任才要慎重，要任用德才兼备的人，也正因为他有权力，才要对其监督、考察和防范。那么，什么样的官吏才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最理想的官吏呢？韩非子认为理想的官吏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忠诚无二心

《韩非子·有度》中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对于官吏来说，忠诚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说，忠诚表现为：“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¹¹⁾在朝廷里当官，担任文职者不敢嫌官职低，担任武职者不敢贪生怕死。顺从君主的行为，服从君主的命令，不妄加评议和判断是非对错。臣子应当做到有嘴不说自己的话，有眼不为自己看，一切都受君主的控制。可见，韩非子还是坚持务实的价值观，不看内心，看行为。不过，这样的忠诚要求也太严格了，简直就是要求臣子都成为机器人，完全不能有自己的思想。简言之，和君主保持百分百的一致，就是韩非子的“忠诚”标准。

韩非子多次提到君主要谨防臣下的欺骗，“任智则君欺”⁽¹²⁾，“君无术则弊于上”⁽¹³⁾等观点都表明韩非子主张君主对臣下是要防范的，臣下是不可信赖的。那么，忠心无二是表面上的呢，还是真实的呢？韩非子也只能要求臣子在外在行为上做到罢了，但无论如何，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需要属下对其忠诚，这是政治领域一条颠覆不破的原则。

然而，对于过于忠心的臣子，韩非子是反对的。对于忠心到以死进谏的忠臣，韩非子是不以为然的。《韩非子·说疑》中说：“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韩非子所说的这些臣子事实上是对君主极端忠心和负责的，关龙逢因劝谏夏桀而被杀，比干因劝谏商纣而被剖心而死，随季梁等四人也都是以死相谏，身首异处。在韩非子看来，这些人没有做到“卑身贱体”，而是以为自己比君主高明，“如师徒之势”，“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这样的臣下过于强势，以忠心之名，想要凌驾于君主之上，左右君主的决策，不听取其进谏就不行，这样的臣子不是韩非子理想中的忠臣。笔者认为，韩非子否定的不是这些忠臣的忠心而是他们的强势，如果君主依臣下的主张行事，而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治理国家，这是与韩非子主张的“以法治国”思想相违背的，是对法治秩序的破坏，韩非子当然不赞成。

另外，韩非子对于没有用处和功效的忠诚也是不看好的。豫让是历史上有名的刺客，为了替旧主智伯报仇，不惜用自毁容貌和声音的办法，“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去设法接近和行刺赵襄子。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称赞豫让的行为是对君主无比的忠诚。可是，韩非子却说：“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¹⁴⁾韩非子认为，智伯在位时，豫让上不能帮助君主制定法律治理国家，下不能率领民众抵抗敌人，不能安邦定国，智伯死了，牺牲生命为君主报仇，这有什么用呢？可见，韩非子对于“忠心”的理解注重的是实效，不是口头上的表忠心，也不是徒劳无功的愚忠。

（二）兢兢业业，卑身尊君

除了忠心之外，韩非子还对臣子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韩非子·说疑》中说：“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鬴洧之卑”。臣子要自觉的处于卑贱，对君主要像对泰山一样崇拜。臣子要早起晚睡，兢兢业业，态度谦恭，明晓法律，履行应尽的职责。进谏了好的意见却不敢炫耀自己的才干，有了成绩却不敢将功劳归自己。为了国家的利益，情愿牺牲自家的私利，为了君主的安全，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们可以把这些要求看成是韩非子认为的官吏应当具有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墨子、管仲都是主张尊君的，但是像韩非子这样主张臣子要对君主如此恭顺，还是绝无仅有的。

韩非子的尊君思想确实无视了尊严、自由等对于个人来说极其宝贵的人格利益。既然，当官没有尊严和自由，就有人不想为君主所用，想要保持自己内心的一份尊严和自由，韩非子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对国家毫无益处。在《韩非子·说疑》中，韩非子列举了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等十二人，说他们“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韩非子认为这些人不能用赏罚来驱使他们做事，国家的法律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人对于当今社会没有什么用处。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韩非子提到伯夷、叔齐“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韩非子依据功利务实思想，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为标准，把人才直接分为“有益”和“无益”两类。

（三）奉行法治，富国强国

除了忠心，对君主恭顺，韩非子认为臣子还必须要有才干，能富国强国的臣子才是理想的臣子。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他认为伊尹、管仲和商鞅是臣子的典范。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说：“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三个人都通晓富国强国的策略，君主得到他们的辅佐都建立霸业，国土增大，兵力增强。有了这样的臣子，敌国不敢入侵，国内没有叛乱，国家安定。韩非子所有的治国理念都是围绕国富民强展开的，对理想臣子的界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