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年修订版新序

《中国思想史》2011年修订版新序

《中国思想史》一书于1989年6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我们对此书（77万字）加以缩写（46万字），以同样书名，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缩写本出了第二版。以上两种版本都是按照大学历史学硕士生教材的要求去写的。

2002年我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和几位朋友重新写了一本《中国思想文化史》教材，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在本书撰写前，在设计全书的框架时，我们着眼于这样两点：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二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性。”全书力求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一个中心加以阐述。

从时间上计算，我们从1988年开始编著《中国思想史》，到今年（2011年）已有2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合作的朋友们不但有了较多的大学教学实践经验，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新认识，将它归结到一点，就是：大学人文学科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研究生）的教材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教材；有新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教材编著者自己的）展现。没有创新，教材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不能只在“简要”“提炼”上下工夫，还要有相当的学术厚度；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编著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要有学术特色。它不仅仅是教材，同时也具有学术专著的特色，在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不受篇幅的限制，力求作比较深入的阐述，以便在学术讨论中较全面地阐释自己的论点。教材可以是众人研究成果的汇集，但专著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

由于有以上的理解，我计划与朋友们对《中国思想史》1989年版进行修订补充，将它修订成研究生教材参考，同时兼有学术专著性质的书稿。本书的修订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查阅全书引文，改正引证上的一些错误。是否彻底，现在不敢说，只能说尽了很大努力。其次，学术内容上有所增补。例如，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学术界在近些年来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我们参加《中国思想史》写作的原作者和修订者在这方面的学习、研究，也有一些进展，深感有必要在修订本中加以补充，使之较为充实。再，关于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些学术问题，如关于学派间的思想分野、融合会通、传承创新，在修订中都有一些新的补充和论述。关于中国宗教思想、近代思想的内容和演变等都是重要问题，依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的看法，也作了不少增补。这里还要提到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每编都有关于思想史原始资料的介绍，便于读者和思想史研究者进一步查阅。此次修订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并对主要的资料加以复核，力求准确，也用了不少时间。

依据以上所说，此次《中国思想史》的修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深深感到古人所说“学无止境”，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对中国思想史学科内涵的理解，坚持了《中国思想史》1989年版《原序》中所论述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一定社会存在对于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中，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更加具有理论思维的部分，并不是经济基础直接决定，而是经过多种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难以归之于哪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他们的思想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思想中的精华永远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共有的精神财富。直至今天，我们还要不断研究他们的思想，传承他们的思想精华。但是，他们毕竟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古代历史的环境中，其思想中既有与今天时代性相符的方面，也有刻印了古代历史社会某些滞后方面的痕迹，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今天和未来都是必要的，既不全部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以揭示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实质和现代价值，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创新。一部书如果没有创新面，只是老生常谈，那就失去了应有的学术价值。

还要提到，关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我们依然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汇，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还没有更好的词汇来代替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在国家体制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在皇权统治下，社会的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等级、阶层与宗族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法关系随处可见。这些在思想史上如何曲折地反映，在今天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应当努力加以解决的学术问题。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层面，如皇帝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但是皇权的治国方略则有所变化，并不是一个模式，而且思想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西汉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秦代不完全相同，它主要实施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的儒学化，讲仁义道德，讲国格，与秦代主要用法家理论治国有别。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西汉时期，中华文化、艺术都有丰硕的成果。唐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完全同于西汉，与秦代也有较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创造力，比较开放。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在一定限度内能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唐代还由于儒学、佛教、道教的相互对峙、融合，推动了佛教、道教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的总趋势是劝人行善、慈悲为怀，这使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上的举例是想说明，即或是君主专制制度也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在这种制度下的思想理论未必都和它完全吻合。一定社会制度与思想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中是经常看到的，需要学人们仔细地剖析，并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皇权统治外，还有许多思想家在探索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创造文明，如何提升国力，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选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寻找心灵的安顿处，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等等。这些都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总之，我们在《中国思想史》（修订版）中所着力勾勒、叙述的，主要是想探索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创造了思想文明成果，以便我们更好地加以传承和创新。

《中国思想史》1989年版撰写者为张岂之、刘宝才、龚杰、任大援、李晓东，主编为张岂之。如果没有1989年的初版，也就谈不上后来的修订本，刘宝才、任大援、李晓东虽然没有参加此次的修订，但我仍然要感谢他们在初版写作上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思想史》2011年修订版两卷本参与者为张岂之教授、龚杰教授、刘文瑞教授、张茂泽教授、陈战峰副教授、夏绍熙博士，主编为张岂之。

在此次修订中，陈战峰、夏绍熙同志负责“先秦编”，龚杰同志又将我的一些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观点和文字纳入先秦时期修订版中。龚杰同志修订“秦汉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编”“宋元编”，龚杰、张茂泽同志修订“明清编”，刘文瑞同志修订“近代编”，最后由我全部统稿。特别是龚杰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为本书的修订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大家都用了很大的精力，但本书的不足之处仍然是有的，这有待将来再作修订。

修订工作比较繁杂，全书史料的查对，以及提供电子文本等，是陈战峰、夏绍熙去做的。我还要感谢西北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们，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此书得以顺利地出版。

我还想说，一部由科研团队所写的书，它的公开出版，只是这部书学术生命的开端。它虽然面世，但它的学术生命如何，要由读者们来决定，作者并不因此而宣告一切就此结束。对于书的作者来说，应当追踪书出版以后的反映，更要不断思考书中的不足之处；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化，就会发现书中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而修订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修订，并不简单是文字上的修修补补，更加重要的是对于某门学科内容的深刻理解。这样，一部书由原版到再版，到修订版，就使书的质量有了相应的提高。当然，这样做会遇到不少困难，如参与人员很难集中精力，而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对于修订工作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提倡修订这种做法，因为它能体现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前进的轨迹。

张岂之　　

2011年7月盛暑

于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