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说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说

在《左传》《国语》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代阴阳五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二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具体科学结合；三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南方得到传播和发展。

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是春秋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发展的集中表现。早在伯阳父称阴阳五行为“天地之气”的言论中，就包含着天地对立观念的萌芽。春秋时代，人们在天地对立观念指导下考察自然和社会，使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得到新的发展。周卿士单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认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象，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是自然界符合规律的现象。鲁国的士师展禽，郑国的执政子产，晋国的史官史墨都有“六气”“五行”或“三辰”“五行”的言论。史墨还进而概括出“物生有两”的法则，认为一切事物都包括对立面，而对立面相互转化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六气”“五行”的对立、“三辰”“五行”的对立等，都不过是“物生有两”原则的具体表现，这是西周所没有的新思想。

春秋时期，阴阳五行说还在与具体科学如医学的结合中得到发展。秦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有一段关于病理的议论。他说：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

在这段议论中，除把阴阳二气扩大为六气外，又提出“五味”（辛、酸、咸、苦、甘），“五色”（白、青、黑、赤、黄），“五声”（宫、商、角、徵、羽），“六疾”（寒、热、末、腹、惑、心），把这几个不同范畴组成一个错综的结构，用以说明病因。而它的理论基础乃是阴阳学说，所以紧接着医和用《周易》作为他的病理学说的依据，说明晋平公因男女关系不节不时，而生内热惑蛊之疾，《易》理与医理是相通的。

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代还越出中原的地域范围，在南方得到传播发展。范蠡就是南方具有阴阳五行思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认为“天道”的规律是“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亏）”（《国语·越语》）。把这一事物转化思想运用于政治，他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主张“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同上）。范蠡在辅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的过程中，准备了七年，观察了七年，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多次劝阻勾践取消进攻吴国的计划，而一旦时机到来，他当机立断，像“救火追亡人”那样迅速发兵，一举灭亡了吴国。

春秋时期具有阴阳五行思想的人物，在论述问题时，往往对神作出非宗教的解释，这种情形在《左传》中可以举出不少的例证。例如，关于“五行之神”的起源，依照史墨的解释，“五行之神”原来是上古帝王的臣属，是现实世界人类的叔父或儿子。他们擅长管理五行方面的事务，所任职务的名称便成了他们的姓氏，死后受人推崇而被奉为五行之神。木神句芒，火神祝融，金神蓐收，水神玄冥，土神后土就是这样起源的（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种观点明白无误地包含着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的思想。

再如，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宋国进攻郑国，晋国的赵鞅为了决定是否伐宋救郑而进行占卜，得到“水适火”的卜兆。卜官们依据占卜兆进行推论，得出否定的结论。请看他们是怎样推论的：

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左传》哀公九年）

古代人的姓氏观念与祖先神有关。史龟和史墨依据晋、宋、齐三国的姓氏推论战争胜负，显然具有神秘性质。然而深一层看，姓氏和祖先神在这里也只是一种形式，他们实际上是借用水、火两种自然物的性质进行推理、判断。尽管以自然事物的性质及相互关系推论战争胜负是不科学的，但其思维逻辑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却不可忽视。

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这年夏天鲁国大旱，僖公打算用焚烧巫尪（残疾人）的方法求雨。臧文仲反对这种残酷的迷信活动，他说：“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上述具有阴阳五行思想的人物的观点，都体现出以理性反对迷信的倾向。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已经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物主义倾向得到明显发展。这是战国诸子学说中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