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而不同”的会通之学

第三节　孔子“和而不同”的会通之学

（一）“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

我国古代文化比较喜欢讲“和”、讲“同”，如孔子就是这样，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传统。西方不是这样，古希腊的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

中国古代思想一般来说比较强调同一性。同一性有两种：一种是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同”；另一种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和”。

西周危机，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他从哲学讲到政治，提出“和实生物”，认为性质不同的土金木水火配合在一起才生出百物，而“同则不继”是说，只有一种东西就不能继续下去。在政治上所谓“和”，就是听取不同意见；“同”就是搞专断，听不得相反的意见。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倒行逆施，怎么能不发生政治危机呢？

春秋时代，“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晏子曾用君臣的关系来说明“和”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批评梁丘据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也是这样，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正派的人以“和”为准则，但不肯盲从附和，而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正派的人处处盲从附和，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见孔子是赞成“和”的，并从哲学和政治两方面加以论证。他的贡献还在于：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于认识领域，即“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见《论语·子罕》）。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而不同”这一创造性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二）百家争鸣与门户之见

“和”不是不争。春秋时期的学派繁多，他们相互诘辩、相互批评，又相互影响、相互吸取，成为“百家争鸣”的先唱。

“和而不同”是对“百家争鸣”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概括。它作为一项独创的学术理念，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文化思想的发展。

孔子是提出并实践“和而不同”不抱门户之见的楷模。他以超前的视角启发了当时某些不同学派提出某些与其相类似的思想与主张，充分地体现了孔子思想的前瞻性和兼容性。以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大学派为例，仅从《论语》中《学而》《子路》章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孔子说“泛爱众”，即在亲亲的基础上，把爱推广到一般人。《孔疏》：“博爱众也。”墨子讲“兼爱”，主张爱无差等。孔、墨在爱人上是一致的，只是对爱的对象和程度有深浅的不同。双方都主张爱人，这是对当时社会以亲亲为爱的一大突破，所以，不能说相同的是形式，相异的才是实质。

孔子说“亲仁”，就是尊重道德情操高尚的人。《孔疏》：“亲仁者，有仁德者，则亲而友之。”墨子也讲“仁”，把主张“兼爱”的人称为“仁人”。双方对待“仁”和“仁人”都是赞赏的，只是对“仁人”的定义有所不同。

孔子弟子子夏说“贤贤”，就是要尊重贤人。孔子认为，子夏说的不够到位。他又明确提出要“举贤才”（《论语·子路》），要人尽其才。这与墨子讲的“尚贤”又有相同的一面，只是在举贤的做法上有所区别。

孔子说“和为贵”，墨子讲“非攻”，这二者在内容上是不一样的。和是指音乐的和谐，意思是说，用“礼”要像音乐那样和谐而有节奏，其目的是为了使民心乐和，无怨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这与墨子“非攻”所反对的使民心怨恨、撕裂和谐的不义战争也有相同的一面，其实质都是希望社会和谐，民心安定。

可见，墨子学说受到孔子的很大影响，他的学术渊源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仅仅是受到古籍中民间传说的夏禹形象，齐国、三晋地域文化和管仲的影响，而是直接来源于孔子。《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韩愈《读墨子》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正是说到了孔、墨“会通”的“关节点”。后来墨子因为不赞同孔子的“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或继承或改造了孔子学说，而另立学派，但这绝不能截断孔、墨学说之间的源与流的联系。

春秋时期，儒、道之间的思想学术也有“和而不同”的方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朱熹注：“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四书章句集注》）老子对孔子的“礼”论也未完全否定，等等。

《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十三经注疏》）这里提出的“会通之学”有助于深入、全面地理解“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过程。因此，建立思想史学的“会通之学”，探讨不同思想学术派别的“融通”或“会通”，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去认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创新发展，这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传统之一。

如果从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出发，不仅看到思想史上学派间的差异，更加重要的是分析“差异”是如何转化为“融合”“会通”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进行细致的梳理研究，找出“融合”的关节点以及“融合”与“创新”的关系，也许这是克服思想史研究中某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有效途径，使思想史的研究更加具体、实在，逐步接近思想史的原貌。

总之，在中国思想文化上不抱门户之见、兼综百家的“和而不同”及其“会通之学”的优良传统不能中断，也不可能中断。

（三）独立思考与墨守成规

创新的关键在于不墨守成规，兼综百家则需要独立思考，这些都是“和而不同”的基本要求。孔子认为，独立思考必须“绝四”。“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不能思无准则；不能固执己见；不能不辨是非；不能忘记述古（可参见《孔疏》）。前三项是自身可以做到的事，第四项是“述古而不自作”，就是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创新。为此，孔子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的原则，对《诗》《书》《礼》《易》《春秋》《乐》进行了“和而不同”的编纂整理，对从夏、商、周以来的思想学术作出独立思考。他总结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是说，对周代的礼制做些损益（变通），还是可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只是从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上说的，似乎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解读。而传承与创新的关节点是“知”，所以，要划清已知与未知的界限，懂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和“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的道理。以上就是独立思考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由此可见，独立思考并非是无条件的标新立异，而是像孔子那样去追求真理，破除成规。虽说当时众多思想家谈仁必及人，但只有孔子第一次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的著名论断，从而破除了对“天”的宗教迷信传统和只以亲亲为仁的宗法制成规。

但孔子容纳亲亲为仁，并非不争。他坚决反对贵族们“乐骄乐”（迷恋富贵）、“乐佚游”（生活无节）、“乐宴乐”（追求享乐）之风（见《论语·季氏》）。为了抑制贵族们的成规陋习，他继《周易·乾卦·文言》之后，系统地提出义、利关系问题。他说“义者宜也”（《中庸》），即正当之意；利者，即欲求之意。两者是不同的，达到和，即统一的界限，是看人们的欲求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对此，孔子有一句名言，叫“欲而不贪”（《论语·尧曰》），欲望是允许的，贪得就超过了限度。孔子认为，迷恋富贵是贪，生活无节是贪，追求享乐是贪，不以义取也是贪。对贪欲的危害，孔子说了两个字：“损矣。”（《论语·季氏》）这是“自损之道”，自己走上了损害自己的道路。《左传》把贪欲的人形象而又辛辣地比喻为“封豕”（即大猪。《昭公二十八年》），越是贪婪越为自身准备了灭亡（被屠宰）的条件。《国语·晋语八》也有反对“贪得无艺”（艺，即准则）的记载。上述这些论断，从不同方面说明贪欲伤生，甚至会遭致杀身的后果。

独立思考与墨守成规都具有时代的特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与要求，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