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

第三节　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

墨子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他把贤人也称为“贤良之士”，标准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在墨子看来，能够做到尽力帮助别人的人，慷慨地把财物分给别人的人，不倦地教诲别人的人，就是贤良之士。由他们来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富裕，人口就能蕃庶，社会就能安定，所以“尚贤事（使）能”是治国的根本措施。这是墨子“尚贤”思想的中心内容。

墨子提出“众贤”“进贤”“使能”作为实行贤人政治的三个基本环节。“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办法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要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用这种办法造成一个鼓励贤能之士成长的社会环境，鼓励人向贤人学习，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进贤”就是任用贤良之士。王公大人们用人的时候要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下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主张破除宗法观念和个人好恶，把贤能之士推举出来加以任用。“使能”就是依据能力慎重地使用贤良之士，“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同上）。能力胜任治理一国的让他治理一国，能力胜任某一部门事务的让他担任那个部门的长官，能力能够管好一个采邑的让他管理一个采邑。一旦任用，就要对被任用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同上），使他得到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并且给他以与职责相应的权力，使民众畏惧他，服从他。

墨子把“古之圣王”的用人之道与“今之王公大人”的用人之道加以对比，阐明他的“尚贤”思想。他列举古史传说后指出，唐尧从服泽那个地方举用了舜，夏禹从阴方那个地方举用了益，让他们执政，平治了天下。商汤发现了身为有莘氏奴隶的伊尹，武丁发现了身为筑城奴隶的傅说，立他们为三公，才使国家兴盛起来。周文王把埋没在民间的闳夭、泰颠提拔起来做辅佐大臣，获得了西土的民心。这些事实说明，“古之圣王”的用人原则是“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可是“今之王公大人”则不同。他们的用人原则是“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者则使之”（《墨子·尚贤中》）。任用这样一些人，让他“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背叛）”，让他“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墨子·尚贤中》），结果是人心解体，天下大乱。墨子所阐述的“古之圣王”之道，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他改造了氏族社会末期的传说和三代古史的材料，把上古社会理想化，借以发挥自己的“尚贤”思想。他用“古之圣王”反对“今之王公大人”，就是用“尚贤”思想指责当时的现实，主要是指责宗法制的“亲亲”用人原则和当时政治中的腐败现象。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尚贤”思想的发展，进一步讨论国家起源和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墨子认为，最早的时候没有国家组织，没有刑罚政令，没有各级统治者，人们各有自己的是非，“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也，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又选择“贤可者”立为三公、国君、卿宰、将、大夫以及乡里之长。天子的职责是统一天下的是非（“一同天下之义”）；三公的职责是帮助天子统一天下的是非；各级正长的职责是分别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统一人们的是非；而从下到上，逐级以上一级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并根据是非标准进行赏罚。家君以“爱利家”与“恶贼家”为是非标准实行赏罚，国君以“爱利国”与“恶贼国”为是非标准实行赏罚，天子以“爱利天下”与“恶贼天下”为是非标准实行赏罚。这样，各级正长所奖赏的，民众也都赞誉；各级正长所处罚的，民众也都谴责。人人都愿意得到奖赏而努力为善，人人都不愿意受到处罚而避免为恶。于是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所以墨子作结论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墨子·尚同下》）

在墨子以前，中国只有天命神学的国家起源理论。墨子认识到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人类社会本身的需要，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

“尚同”也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批评。在墨子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虽有正长，实与没有正长相同。当时的王公大人“政以为便譬（马屁精），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中》）。人民知道他们都是些结党营私之徒，不肯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王公大人们奖赏的人和事正是民众反对的人和事，王公大人们处罚的人和事正是民众拥护的人和事。在这种情形下，理所当然地，谁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必然遭到民众的唾骂；谁受到王公大人的处罚，必然得到民众的同情。因此他们的“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同上），天下的是非还是不能统一，社会的状况还是一团混乱。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这是把宗法制被破坏说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相反，墨子认为宗法制本身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