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

第四节　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

墨子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宇宙观，明确承认上帝、鬼神的存在和主宰作用。他说：“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措）之也”（《墨子·尚同中》），“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中》）。又说：“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鬼神见之。”（《墨子·明鬼下》）上帝设立天子以治理天下，根据天子行为的善恶进行赏罚，鬼神能够明鉴人间是非，这些都是传统宗教思想。但是，上帝和鬼神意志的内容是什么？墨子的回答就与传统宗教思想不同了。传统宗教思想着重论证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墨子则着重论证他自己的“兼爱”主张。他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他认为国无分大小，都是天的地方（“天邑”），人无分贵贱，都是天的臣子（“天臣”），一切国家、一切人在“天”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墨子并不隐瞒他所树立的上帝、鬼神观念是推行自己学说的工具。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墨子以“天志”衡量统治者的刑罚政令以及一切人的言论行为，成为他批评现实以及与对立学派辩论的工具。墨子的宗教思想实际上是传统宗教思想的异端，但他宇宙观的宗教形式与要求社会平等的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着矛盾。宗教宇宙观限制了他学说的发展，是其学说中的消极方面。

承认上帝、鬼神的存在和主宰作用，同时又否定“命”的存在，则是墨子宇宙观的又一矛盾。他提出“力”（人的努力）来反对“命”。墨子探讨了三代“圣人”和杰出人物成功的原因以后说：“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墨子·非命中》）一般人更依靠“力”，而不能依靠“命”，农夫不努力耕作必受饥饿，农妇不努力纺织必遭寒冷。他反复指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非命下》）。他还指出，有命论使天下之人不愿为善，不怕作恶，是狡猾的人（“伪民”）欺骗群众（“众愚朴人”）的工具。“力”“命”之争也是墨子与儒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墨子强调人的努力是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反命题。所谓“命”就是天命，“非命”就是否定有天命存在，必然与“天志”发生矛盾。墨子用调和的办法解决这一矛盾，他认为天不是预先决定人的祸福，而是事后依照人的努力程度给人以赏赐或处罚。这种解释虽然发挥了一些积极内容，但最终还是导致了天命论。

在论证“非命”的过程中，墨子提出鉴别言论是非真伪必须有一个标准。“子墨子言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定）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非命上》）“仪”，即下文“言有三表”的“表”，也就是标准。运钧是制陶器时用的转动着的轮盘。有刻度的轮盘可以做成日晷，用来测定时间（“定朝夕”），但运钧是转动着的，就无法测定时间了。确定言论的是非真伪也必须有一个标准，所以说“〔言〕必立仪”。

接着，墨子提出了检验真理的三条标准。他说：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第一条是推究来历，看言论与历史经验是否一致。墨子重视历史经验，但没有把历史经验绝对化。他说：“古之善者则诛（当为述，祖述也）之，今也（之）善者不作。”（《墨子·耕柱》）第二条是考察实际情形，看言论与百姓耳目见闻是否一致。墨子重视百姓的劳动和生活经验，常常将其作为思想材料。例如他在《非命下》篇中用“纺绩织纴”“耕稼树艺”说明人应当自强不息；在《鲁问》篇中用制车技术说明利于人谓之巧；在《耕柱》篇中以筑墙劳动中要各尽其力说明什么叫义；在《非攻》篇中用稼穑不时、饥寒冻馁、疾病死亡等平民百姓的生活事实，说明攻伐战争的危害等。把平民百姓的经验引入认识论，作为真理的标准，这是认识史上的创举。第三条是检查言论的实际效用，依照理论制定刑罚教令加以实行，看它的社会效果如何。他的“兼爱”“尚贤”“节葬”“节用”“非攻”等主张，都是以社会效果为出发点的。

“三表法”表现了唯物论认识论的特色。但它有几个缺点：①片面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有忽视理性认识的倾向。他说：“请惑〔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就是以“众之所同见，众之所同闻”作为依据而作出有鬼的错误结论。东汉时期王充指出过墨子的这个错误，说他“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论衡·薄葬》）。②把真理问题叫做“是非利害之辨”，混淆了是非与利害的区别。是非是真假问题，利害是效果问题，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是非与利害都是一致的。因为有害而否定“命”的存在，结论是正确的，但论证却不合乎逻辑。因为有利而肯定“鬼”的存在，结论不正确，论证也不合乎逻辑。因为有利不等于是，有害不等于非。还要提到墨子从上下同利害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不但有害于人民，也有害于国家，用以宣传“非攻”的思想。当时就有人反驳他，说好战的是吴、楚、齐、晋，始封国时不过各有地数百里、人民数十万，现在扩张成为地有数千里、人民数百万的大国，怎么说攻战不利于国家呢？墨子不能用上下同利害的观点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这是少数人得利，千万人受害（见《墨子·非攻中》）。

此外，墨子提出了以“取”验证知识的可贵思想。他说：“今瞽曰：钜（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不能易之。兼黑白，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盲人虽然能够说出黑白的抽象概念，但在行动（“取”）中不能分辨黑白，就应当承认盲人不辨黑白。以“取”验知，也就是依据事物的实际考察观念、理论是否正确，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他说：“言足以迁〔举〕行者常〔尚〕，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不足以迁〔举〕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政者口之言，身必躬行”（《墨子·公孟》），“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充分表现出墨子强调实行的特点。他又用以“取”验知的原则说明，君子们口头上讲仁，行事上却舍仁而行不仁，所以说君子不知仁，以此批评了政治生活中言行不一的统治者。

在逻辑思想方面，墨子提出“类”“故”两个逻辑概念。他善于运用类概念归纳事物，进行推理。在与公输般辩论时，他揭露公输般“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墨子·公输》）。《墨子·鲁问》篇又记载：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

这是运用类推的方法论证了正确预见是可能的。“故”就是原因或理由。墨子宣称“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墨子·非儒下》）。取舍是非都要有理由，谁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就服从谁。“明故”的逻辑思想显示出墨子探究事物的原因，服从真理的精神。后期墨家进一步研究了“类”“故”等逻辑范畴，在逻辑思想上取得了很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