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历史进化观

第三节　韩非的历史进化观

《韩非子·五蠹》篇中有一段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著名论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而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这段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承认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不变的。他把以往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在另一个地方又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当今，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这种历史分期并不科学，前后的说法又不尽一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认识到历史是进化的，因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韩非之前，商鞅曾说过：“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韩非明显地继承了商鞅的观点，而与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对立。另一点是从历史进化的观念引导出厚今薄古的主张。他主张“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世”指时代，“事”指一个时代的事业，“备”指完成这个时代的事业的办法。时代不同，所要完成的事业不同，所采取的办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当今社会的事业不同于古代，治理古代社会的办法不能用来治理当今的社会，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在这一点上也是继承了商鞅，把历史进化观点作为推行变法改革的依据。韩非针对儒家说，处于当今之世，而赞美尧、舜、禹、汤和武王的治国之道是很可笑的。“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他通过宋人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见《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讥笑那些迷信“先王之道”的儒家学说，说他们犹如“守株待兔”的宋人，犹如“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其反对复古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如果说韩非承认历史进化是继承发扬了前期法家的观点，那么他对历史进化原因的检讨，则有新的贡献。《韩非子·五蠹》篇说：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古代“民不争”，当今“民争”，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韩非从人口与货财的比例关系来解释这个变化。他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馀”，所以“民不争”；当今“人民众而货财寡”引起“民争”。由于古代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他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总是着眼于如何增加人口数量。韩非明确提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是第一人。

儒家崇古卑今，有一个重要理由，他们认为古人品质高尚，今人品质败坏。韩非则认为古人的品质并不比今人高尚，今人的品质并不比古人败坏。古今的人们行事不同，古人容易做到的事今人很难做到，那是因为物质原因造成的，而不是道德品质决定的。相传古代禅让天下，今人连一个县令的职位也不愿让人，为什么呢？他说：“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尧做天子的时候吃、穿、住都很简陋，跟一个普通守门人不相上下。禹做天子的时候非常辛苦，跟一个奴隶不相上下，他们让位给别人，丢掉的只是简陋的供养和奴隶般的劳苦，不需要什么高尚的品质就可以做到。当今的一个县令却有许多特权，一旦死后，他的子孙出门还有车马，自然就不愿意把官位让给别人。“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同上）古今之人对财物的态度不同，同样不是因为古人品质高尚，今人品质败坏。“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同上）韩非这些看法，不把道德品质看做是古今变化的原因，而把物质条件和利害关系看做古今差别的原因，是其社会进化论的重要观点。

韩非的历史观为他的法治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社会历史是进化的，当今时代不同于古代，治理当今社会的办法就应不同于古代。当今是“争于气力”的时代，只有法治才能驾驭当今的社会，“耕战”才能发展国家的实力，过时的旧制度必须废弃。韩非的历史观反映出新兴地主阶级的积极进取精神，反映了社会进化的趋势。他企图从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发展变化，也包含着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