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道”“理”

第四节　韩非论“道”“理”

韩非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在天道观和认识论方面。关于天道观，他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吸取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念，对《老子》的“道”“德”范畴进行了改造，提出“理”的范畴。在认识论方面，他继承荀子重“行”的思想，对《老子》作了新的解释，提出注重“参验”的思想。

关于天人关系，韩非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解老》）“天明”“天聪”“天智”相当于荀子说的“天官”“天君”。视、听、思虑是人的自然器官的功能，人借助于自然器官视、听、思虑。因此韩非所说的天与荀子所说的天一样，都是自然之天。自然界与人之间没有亲疏，人不能改变自然运动的规律性。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韩非子·扬权》），“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韩非子·功名》）。这些看法与荀子“天人相分”“天行有常”的观点一致。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韩非批判了宗教迷信。他列举过许多事例，证明占卜和巫术的虚妄。例如，一次燕、赵交战之前，双方分别占卜，都得到“大吉”的卜兆，战争结果赵胜燕败。又一次秦、赵交战之前，双方分别占卜，也都得到“大吉”的卜兆，战争结果秦胜赵败。韩非问道：为什么燕、赵交战时赵国的神龟灵验而燕国的神龟不灵验？为什么秦、赵交战时秦国的神龟灵验而赵国的神龟不灵验？他自己回答说，问题不在于神龟是否灵验，而是占卜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败。“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他还探讨了宗教迷信产生的原因，说：“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韩非子·解老》）如果“圣人”在位，能使人们“少欲”而行为合理，就不会遭到刑罚法诛之祸，人们也就不轻信鬼神了。韩非还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法治而不是鬼神。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先是依靠“大朋之龟”与吴国打仗，结果是自己当了俘虏。后来他返回越国，抛弃了“大朋之龟”，“明法亲民”，结果打败了吴国。事实说明，富国强兵要依靠改革，依靠法治，不能依靠宗教迷信。“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韩非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比荀子更为有力。荀子否定鬼神的存在，而认为祭祀有文饰政治的作用，可予以保存。韩非则把祭祀鬼神之类的迷信看成国家将亡的征兆，坚决主张废除。

“道”是《老子》学说的主要范畴。《老子》用“道”取代神学的“上帝”，否认有意志的主宰世界的“上帝”存在，韩非吸取了《老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道”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

（道）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北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指五行）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同上）

“道”是“万物之所然也”，就是说“道”使万物成为它本身那个样子。这样理解的“道”不是脱离自然界，而是与自然界俱存，体现于万物之中的。所以，“死生气禀”“万智斟酌”“万事废兴”都有“道”在其中，天地、维斗、日月、五常、列星、四时的运行变化都有其“道”。他又说，“道”是宏大无形的，“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韩非子·扬权》）。万物都占有“道”，但是“道”不局限于某一物之中，而是广大无边而又没有形象，具有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意义。

“理”是韩非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他在“道”与“理”相对应的关系中阐述了“理”这一范畴。

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迫），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韩非子·解老》）

“理”是一种事物成其为它自身的“文”。这个“文”，依照韩非的解释，也就是事物的方圆、短长、大小、坚脆、轻重、白黑等具体性质。因为事物的具体性质不同（“不可以相薄”），万物才互相区别开来。他又说：“万物莫不有规矩。”（同上）“理”就是万物的“规矩”，即事物的具体规律。“道”与“理”的关系是“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事物的具体规律不同，而“道”总括了事物的具体规律，成为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普遍规律适用范围极广，所以“理”体现着“道”，离不开“道”；具体规律包含着普遍规律的内容，所以“道”寓于“理”中。因为“道尽稽万物之理”，运用于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必然要增加更为丰富的内容，所以“道”是变化无穷的，不能执一不变（“不得不化”“无常操”）。韩非提出“理”的范畴，以及对“道”“理”关系的解释，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规律和具体规律的区别和联系。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子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和人有认识规律的能力，由此出发对老子的思想作了改造。韩非说：“空窍（五官）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同上）“神明”即精神，“实”即身体。如果一个人把精神都用于声色外貌上，内心就没有了主宰，即使大祸大福当前也无法认识。所以韩非认为《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之类的话应理解为人的精神离不开人的形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经过韩非的这一番解释，上述的含义便与荀子的“虚壹而静”成为同一个意思，而与《老子》的本意不同了。《老子》主张“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其实是一种崇尚谦退柔弱的处世哲学。韩非则作了如下解释：“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韩非子·解老》）意思是说，事物都有自身的规律性（“规矩”），人们讨论某一事物就是探求事物的规律性。掌握了规律，做事才可以取得成功。“圣人”总是依照事物的规律性办事，这就叫做“不敢为天下先”。按照这个解释，“不敢为天下先”成了人只能服从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的意思，与老子的原意有所不同。

韩非对先验论进行了批评。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无忘（妄）意度也。”（同上）“前识”就是认为接触事物之前或事物出现之前就能够认识事物。韩非说，“前识”论者要“先物行，先理动”，但实际上不接触事物或事物尚未出现而认识事物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妄想或臆测。他接着举例说，詹何与其弟子坐在房里猜测室外的牛是白色还是黑色，一名弟子说那是一头白蹄的黑牛，詹何说那是一头白角的黑牛。这就是“前识”论者的妄言妄度。其实，牛是什么颜色，让一个小孩去看一眼就可以明白，何必这样故弄玄虚？“前识”论者苦心伤神，即便猜对了，也不过解决了一个小孩看一眼就能解决的问题。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同上）“前识”是道术中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最大的愚蠢。

韩非主张用“参验”的方法判别认识的是非真伪。“参”是参照比较，“验”是检查验证。“参验”的内容就是“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循名实而定是非”，在政治上的含义是君主用“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的方法考察官吏。官吏的职称是“名”，任职的人是“实”。君主按照官吏所任的官职来考察他的作为。如果作为与所任官职的职责相符，就给予奖赏，否则就给予处罚。“实”也叫做“形”，所以这种考察官吏的方法也叫“形名参同”（《韩非子·扬权》）之术。就认识论的意义来说，这里包含着要求名实一致和以实验名而定是非的思想。“因参验而审言辞”，是说对于“言辞”要用参照比较的办法来检验，以明确它的是非真假。用来参照比较的包括不同方面的情况、不同的认识，必须多方面收集情况、听取意见，作参照比较，而不存主观成见和偏见。这也就是《内储说上》所说的“众端参观”。但是，韩非认为要判断是非明辨真理，标准还是实际“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辨》）。认识活动有目的性，这目的是预先确定了的。检验认识是否正确，要看依照这种认识去办事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即“功用”如何。犹如射箭，有一个预先确定的靶子，是否中箭靶是检查善射与否的标准。离开“功用”是无法检验认识的。他举了许多事例说明这个观点：只看刀剑的颜色不能断定它是否锋利，用刀剑去宰杀动物，即可知其利钝；只看马的口、齿、外形不能断定它是否是良马，用马驾车一试，即可知其良驽；只看容貌、服饰，只听言辞，不能断定人的能力，给他以官职考察他办事的效果，即可知其智愚（见《韩非子·显学》）。他又说，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无法分辨出谁是盲人；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无法分辨出谁是哑巴。只要让人们睁眼看东西，让人们开口说话，谁盲谁哑就很容易分辨出来（见《韩非子·六反》）。这些事例都是强调“功用”是检验认识的标准。

韩非提出用“参验”的方法判断是非真伪，特别强调“以功用为之的彀”，这多少已含有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因素。他实际上承认在认识中实践比理论更有权威。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批评了当时一些学派徒托空言而不以“功用”作为衡量真伪标准的观点。他问道：孔、墨主张不同而都自称得到尧舜的真传，尧舜早已死去而不能复活，究竟儒、墨两家哪一家的主张符合尧舜的精神，由谁来判断呢？孔、墨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互相取舍又不相同，各派都自称得到孔、墨的真传，孔、墨死了不能复活，究竟哪一派的主张符合孔子、墨子的精神，由谁来判断呢？他认为判断是非不能用旧教条作标准，只能以“功用”作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