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统治地位

第一节　经学的统治地位

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其名称始见于《汉书·儿宽传》，其起源往往被上溯到子夏和荀子。经字本义指丝织物的纵线，《说文解字》：“经，织从（纵）丝也。从糸，巠声。”在这里经引转为书籍的含义。称重要书籍为经，以与一般书籍相区别，或将文章中的提纲部分称为经以与阐述的部分相区别，这在先秦诸子中已经出现，如《墨子》中有“经”和“说”，《管子》中有“经”和“解”，《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中有“经”和“传”。经本非儒家典籍的专有名称，然而儒家典籍是被称为经的典籍的重要部分。《管子·戒》称“泽其四经”，《荀子·劝学》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天道》称孔子“十二经”，都是指儒家典籍。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始称为“五经”，后逐渐增加其他儒家著作。经学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内容相当庞杂，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历算、鸟兽草木之训释，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则是经学的重要部分。

汉初诸子学说复兴，儒家经学有齐学与鲁学两支。传《诗》的辕固生和传《春秋公羊传》的公羊寿都是齐人，形成汉初经学的齐学；传《诗》的申培公和传《礼》的高堂生都是鲁人，形成汉初经学的鲁学。这时的经学只是作为一家与其他诸子学派并立争鸣，还没有取得独尊地位。

经学是汉代的统治思想，确切地说，经学是西汉武帝至东汉章帝两个多世纪期间的统治思想。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关系。

武帝时期是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开始。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令大臣、诸侯举贤良，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得到武帝认可。这件事显示出武帝有用儒家取代百家，以经学统一思想的意图。建元五年（前136年）立“五经”博士，表明经学已被提升到官方学术的地位。但当时的经学并不完全适合武帝的需要。传《鲁诗》的申培被迎接到长安，武帝问以治乱之事，申培却劝武帝“力行”儒学而不要“多言”，与武帝的想法不合，因而未得重用。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诏问：“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同上）春秋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被武帝采纳，是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开始。但这时成为统治思想的只是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派，而不是整个经学。

经学取得统治地位并不等于它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传统中一些内容仍然与王权存在着矛盾。一些“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经学家往往与王权发生矛盾。比如昭帝时发生灾异，《公羊》学者眭弘根据董仲舒的理论认为汉家天下应该改朝换代，上书说“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弘传》），结果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再如宣帝时下诏令立庙乐颂扬武帝功德，著名的《尚书》学者夏侯胜却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夷开土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结果以“非议诏书，毁先帝”的罪名下狱。还有一个儒家学者根据儒学经典对宣帝任用宦官、推行刑法提出激烈反对。经学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由于传授不同，经学内部分为许多派别，在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利禄之道，各派之间发生激烈争夺。某一经的大师被立为博士后，他们的经说就成为“师法”；博士弟子以“师法”说经，相互之间又有异同，各自成家，他们的经说就成为“家法”。各家各派严守“师法”“家法”，党同伐异，争论不休。一个派别争得统治者的信任，就意味着得到官位利禄，相反就意味着遭到贬抑。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就是与治《穀梁春秋》的江公辩论取胜后才被武帝选中的。公羊春秋派争得信任就意味着穀梁春秋学派遭到贬抑。西汉末古文经学崛起，今古文经学成为经学内部对立的两大派。为消除经学与皇权的矛盾以及经学内部的矛盾，使经学更加适合皇权的需要，朝廷便对经学的发展进行干预。宣帝时期、王莽时期和章帝时期是在皇权干预下经学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宣帝时为统一经学做了很大努力。甘露元年（前53年）召开了一次讨论《公羊》《穀梁》同异的会议，由于太子太傅萧望之的支持和宣帝的偏好，穀梁学派被扶植起来，取得了和公羊学派并列的地位。甘露三年（前51年）又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同异，有五经学者22人参加。由萧望之记录各种分歧的论点，然后由宣帝亲自裁决。会议结果设立了梁丘《易》学、大小夏侯《尚书》学和《穀梁春秋》博士，又分立大戴《礼》、小戴《礼》两家博士。至此，经学十四博士基本建立。石渠阁会议使今文经学各派别全部成为官学，并形成了一些共同结论，为建立统一的经学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陷入枝节问题（如大宗无后，而族中只有一嫡子，此一族中嫡子当继大宗还是当继其父？死者久而不葬，丧服是否要一直穿下去？如此等等），思想方法受师法、家法禁锢，未能充分分析说理，最后又是凭借皇帝的权力裁定是非，没有能够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高度提出带有根本原则的问题，没有能够提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体系，统一经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王莽统治时期，经学范围扩展。今文经学中本来就有以神学编造补充五经的倾向。西汉末年，为适应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危机严重的局势，今文经学进一步庸俗化，以普遍的神学编造附会五经，形成谶纬神学。谶是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或隐语。“纬”对“经”而言，是以宗教迷信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当时各派势力都把自己的政治需要转化为上帝和孔子的意志，拥护现状的一派用以说明“孔子为汉制法”；反对现状的一派用以说明汉运将终，谶纬神学泛滥成为社会思潮。西汉末经学的另一个发展是古文经学崛起。哀帝时刘歆在秘府校书，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建议立《春秋左氏传》等古文经学博士。这一建议被否定，从而导致两派相争的激化。

王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谶纬和今文经学，取得政权后要复古改制，又需要古文经学作依据，所以对三个派别采取了兼收并蓄、分别利用的政策。始建国元年（9年）颁布《符命》42篇于天下，利用谶纬为他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作舆论宣传。同时宣布禁止民间擅作谶纬，又在保留原有全部今文博士的同时，增立《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为解决经学各家各派义理分歧和烦琐的问题，王莽曾把五经章句删节为20万字。这些表明，王莽也企图建立为自己服务的统一的经学，由于王莽政权很快覆灭，统一经学的目的又没有达到。

章帝时终于建立起统一的经学，并以此作为统治思想。东汉初年，统治者继承王莽的文化政策，仍然对谶纬神学和今古文经学兼收并蓄，分别利用。光武即位之初，立即宣布图谶于天下，又召集经学大师会晤于京师，《后汉书·儒林传》举出的被召集来的经学大师有范升、刘昆、桓荣、陈元、郑兴、杜林、卫宏七人，前三人是今文学者，后四人是古文学者。但是这一兼收并蓄的政策并不能解决经学内部的矛盾。王莽政权覆灭后，今文派势力大振，企图恢复往日独占官学的地位。在激烈争辩后，光武初所立十四经学博士全是今文派，这是今文派的胜利。但是古文派势力在王莽时期已有很大发展，再也不像西汉末年那样容易压制了，不久，立《左传》博士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种派别纷争使统治者更加迫切地感觉到建立统一经学的必要。由于谶纬多半是隐语或预言，含义晦涩，可以作不同解释，容易被各种势力利用，不可能成为统一思想的基础，因此必须找出今古文经学的共同点，以此作为统一思想的基础，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辩论，统一经学的条件成熟了。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是经学史上一次盛大的会议，内容是讨论五经同异，宣帝“亲称制临决”，参加会议的有经学各个派别的学者。经过辩论，在“君臣之正义”和“父子之纲纪”这个共同思想基础上把各种分歧的解释统一起来，作出了各派都能接受的规范性结论。其中以今文经学的观点居多，也采用了古文经学的一些解释，清除了谶纬简单粗糙的神学编造，又把谶纬的神学精神与经学密切结合起来，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这就是白虎观会议所产生的《白虎通义》的特点。以后经学沿着今古文融合的道路发展。

从汉代开始，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沿革变迁、盛衰消长，和整个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汉代经学家保存整理的儒家著作成为后代重要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