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效验”学说

第五节　王充的“效验”学说

在反对神学迷信和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过程中，王充所运用的认识方法，其主要内容有：①“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运用耳目感官去了解事情的原委真相；②“引物事以验其言行”（《论衡·自然》），用实际事物检验言论的是非，用办事的效果检验行为的得失；③“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论衡·实知》），主要是运用类比推论的逻辑方法，要求遵守矛盾规律，不能上下相违，前后相伐；④“贵其知识”（《论衡·别通》），立论要以确切的科学知识为依据；⑤“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论衡·实知》），通过学习、问疑获得新认识；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同上），当证据不足，不能作出判断时，不要强不知以为知；⑦注意分析“虚妄”现象产生的根源。

这些认识方法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术语说就是注重“效验”。“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知”（《论衡·薄葬》），“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他把感觉经验置于首要地位，从事实出发，运用逻辑思维，通过类比推理从已知到未知，从事物的产生预计发展结果，由此及彼，由现象进入本质。王充所依据的基本是经验知识，其逻辑思维也陷于形式逻辑，表现为用“效验”的方法对具体观点一一验证，用事实作为标准判别是非。

王充运用“效验”的方法分析神学迷信，揭露其虚妄不实，在《论衡》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自然》《谴告》篇成功地反驳了谴告说。谴告说的前提是，人间君主的废立取决于天的意志，人君行为失当，天出灾异警告之，令其改弦更张；如果不听，则降大灾惩罚之，以至另立人君代替之。王充分析说：

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授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之谴告，何天不惮劳也？（《论衡·自然》）

有神论讲天立人君，又讲人君的行为不合天的意志而必须由天来谴告，不能自圆其说。王充抓住了谴告说的前提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要么否定人君为天所命，要么否定谴告的必要性。这里已涉及神学的一个内在矛盾：天的全能性与局限性的矛盾。神学总是想把天说成全能，但又不能把天说成全能。如果天是全能的，就不会生出平庸之君，谴告就没有必要。如果天不是全能的，既出了平庸之君，天未必能谴告他。谴告说实际上把天与人君的关系看成君臣关系，人君为天之臣，人君亦能谏天。然而人君谏天的事不存在，由此可见天谴告人君的说法也是虚妄不实的。

王充不仅把重“效验”的认识方法用于揭露神学迷信，也用于探求事物的真相。例如，谴告说宣称“雷为天怒”，王充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雷是火，并提出五个证据：人中雷而死，须发、皮肤有烧灼之状可见，尸体有烧灼之味可闻；雷烧石投入井水激声大鸣；寒气入腹与温气相遇腹鸣如雷；雷鸣时电光耀目；雷可烧毁房屋草木。于是他作结论说：“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论衡·雷虚》）对许多被神化了的传说，王充都力图给以合乎实际的解释。传说：“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论衡·书虚》）神学解释为天佑圣德。王充说实际情况可能是苍梧象多，会稽鸟多，人们看到象践泥土、鸟食杂草，形容为象耕鸟田，实际并没有象和鸟耕田的事，并不是天佑圣人。人们生病时举行祭祀，后有的得到康复，被看做神秘的事，实际是病人得到精神安慰，促进了康复，并没有鬼神在起作用。他还对人的预见能力作了合理的解释。如秦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把墓地选在杜陵时预言，百年之后她的墓旁当有万家邑，其后果如其言。樗里子造墓地于章台时预言，百年之后当有天子宫室出现于他的墓地周围，其后亦果如其言。这类预言被谶书神秘化，作为迷信的证据。王充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迹兆的，“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论衡·实知》），可以预见某些事物的未来。不仅圣人、贤人能够预见某些事情未来的发展，就是一般人也可以做到，没有必要用神怪去解释。

王充的认识方法的薄弱方面是理论概括不足。例如，他反复用比喻的方法反驳“天处高而听卑（下）”“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论衡·变虚》）的迷信，一则说天大人小，天比人大的程度远远超于人比蚂蚁大的程度，天的高度又不知超过楼台多少倍，人坐在楼台上尚且看不见蚂蚁，天怎能听到人的声音呢？再则说诸夏与四夷语言尚不相通，天又怎能听懂人类的语言呢？三则说听声音要用耳，天没有耳怎能听到人的言论呢？这些比喻虽然生动却不能驳倒神学迷信。因为在有神论者看来，神之所以为神，就在于具有超人性，可以不以目视不以耳听。要反驳有神论仅靠“效验”是不够的，必须从理论上证明不存在神的超人性。王充没有作出这种证明，所以不能彻底驳倒有神论，这是经验论的认识方法不能克服的弱点。

王充在世时，《论衡》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仅及东吴地区。东汉末年，避难入吴的蔡邕和会稽太守王朗把《论衡》带到北方，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被视为“异书”“奇书”。在经学衰落、无神论和黄老思想重新抬头的环境中，汇入新的时代潮流，引发了离经叛道的学术倾向。蔡邕、王朗对《论衡》标新立异的兴趣，也就是对经学教条的厌弃。孔融发出父于子无恩，子孕于母腹“譬如寄物缻中”（《后汉书·孔融传》）的言论，就是“夫妇合气，子则自生”（《论衡·物势》）的推演。在东汉末年政治危机的时代，王充的怀疑精神发展为王符、仲长统的政治批判精神，影响到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