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潜夫论》

第二节　王符的《潜夫论》

王符（约85—162年）字信节，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年时代刻苦好学，与马融、张衡友好，由于出身微贱，又富有正义心，不愿与世俗同流，乃终生不仕。著书30余篇，议论当时社会政治，不欲彰显其名，故名其书《潜夫论》。

王符像

《潜夫论》集中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反映出汉末社会的矛盾，对现实的危机作了大胆的揭露，并提出了治理的办法。

王符从经济领域分析当时社会衰乱的原因。他描述当时的现实说：“举今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潜夫论·浮侈》）他说洛阳“浮末者”人数是农夫的10倍，天下郡县市邑的状况也都类似洛阳。“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同上）由此他推论说，废弃农桑导致饥寒，饥寒导致为非作歹，统治者用严酷的刑法对付迫于饥寒的人们，又引起普遍愁苦怨恨，于是引起社会危机。这种分析区分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和专为奢侈消费服务的工商业，不是笼统地反对工商业，而是认为农与工商各有本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潜夫论·务本》）

王符提出用“崇本抑末”的办法杜绝社会危机，主张“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同上）。他没有像崔寔、仲长统那样提出恢复井田制的主张，也没有像荀悦那样提出“耕而勿有”，他只主张抑制奢侈性的工商业，改变农业生产萎缩的状况，以挽救社会危机。

然而汉末的封建国家却不能履行这种社会职能，原因是当时恶性膨胀起来的豪强势力左右着国家政权，任何维护封建国家整体利益的措施都无法推行。王符还针对当时的现实，明确提出公私关系的问题。所谓“公”就是指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私”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的个人私利。“私利”流行还是“公义”流行是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志。他指出“私利”与“公义”的对立，“夫国君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乱绝。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潜夫论·潜叹》）。公卿大臣未必缺少“聪明智虑”，但他们总是把“私利”摆在“公义”之上，就不能不造成祸患。

王符认为，君主英明国家就能治理好，君主昏庸国家就要衰乱，国家盛衰的责任“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潜夫论·务本》）。在君主专制制度中，民众没有影响政治决策的手段，没有干预君主意志的途径，必然产生这种君主决定论。他认为，从“公义”出发，君主应当“法天而建官”，“至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辄〔孰〕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潜夫论·忠贵》）。然而当时的东汉君主却相反，从私爱出发授官任人，宦官外戚以及腐朽的官僚一旦掌握权力，无不结党营私，欺世盗民。他们或“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潜夫论·论荣》），或“以面誉我者为智，谄谀己者为仁”（《潜夫论·贤难》）。王符还说“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潜夫论·本政》），深刻揭露了权贵的道德堕落。

王符提出的救乱扶危的方案主要是“富民”。他说：“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潜夫论·务本》）又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潜夫论·救边》）他要求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有哪个朝代能够下贫而上富？他还希望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一致，以“公义”为重，协调关系，共同治理国家。但是王符自己对东汉王朝的中兴已失去了信心。一则他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谁愿意采纳他的建议；二则又看到社会动乱之势已成，很难扭转局面。

王符的哲学思想，在《潜夫论·本政》篇中有一个完整的表述：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君以恤民为本，臣忠良则君政善，臣奸枉则君政恶。

这里把自然与社会、政治与道德、君主与臣民联系起来，阴阳和天心是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在自然观方面，王符认为在阴阳之前存在着一种“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的元气，元气“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生出天地、万物以及人类。在万物生化过程中，天的作用是施气，地的作用是化育，人的作用是统理万物，或叫做“为”（见《潜书·本训》）。他既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又强调人驾驭自然的能动作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犹如乘车驭马、乘船划桨。

王符企图把君主的作用建立在元气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人天情通，气感相和”（《潜夫论·叙录》）的观点，就是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由气来沟通的。气有和气和乖戾之气的区分，和气导致正常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乖戾之气导致反常现象。君主可以“理其政以和天气”（《潜夫论·本训》），在和气的作用下，不但可以使农业丰收，而且可以使人民形体姣好，健康长寿，道德高尚，风俗敦厚。这种天人感通的观点排除了神的存在，用自然界的力量把天人联系起来，与神学天人感应说不同。可是，进一步追问，君主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君主的决定作用的依据是什么？这就无法用元气自然说作出回答了。当他用“天心”解释君权起源的时候，便滑向了君权神授的方面。

王符在《潜夫论》中论述了“本末”范畴。《务本》篇举出八个方面的本末关系：“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在《德化》篇又说：“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王符所讲的本末已不仅仅是指封建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关系的概念，也是治国之道的概念。诚然，王符还没有把本末提高到哲学范畴的高度，但已经为哲学范畴的本末准备了条件。如果没有王符对本末概念的普遍运用，玄学中作为抽象哲学范畴的本末范畴是不能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