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对丹鼎派理论的研讨

第二节　葛洪对丹鼎派理论的研讨

丹鼎派创始人左慈的生平、著述都已无法详考，根据现有史料，可知葛洪是丹鼎派神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

葛洪生活在农民战争的低潮时期。随着农民战争的失败，符箓派日趋衰落，但当时的统治者鉴于符箓派同农民战争结合时所形成的力量，仍心有余悸。据曹植《辩道论》说，曹操曾招致许多方士，集于魏国，“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全三国文》卷十八）。但收效不大，所以从两晋时起，统治者就大力扶植丹鼎派以取代符箓派的地位。葛洪的思想同这种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在评论符箓派时说：

曩者有张角、柳根（此人不详）、王歆（与赤眉军同时起义的农民军首领）、李申（此人不详）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益年延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抱朴子内篇·道意》）

这里指责符箓派“诳眩黎庶，纠合群愚”，以传道为名，行“逆乱”之实，违背了道教追求“延年益寿”的宗旨。葛洪要同“问以金丹之道，则率皆不知”的“杂散道士辈”（同上，《祛惑》）辨明是非。可见，葛洪所代表的丹鼎派与张角等人所代表的符箓派处于相反的地位。葛洪的主旨不是谋求社会的太平之治，而在于追求个人长生不死和聚敛金银财富，借以清除符箓派中的积极因素，把道教纳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轨道。

葛洪（283—363年）字稚川，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自号抱朴子。他出身于吴国士族家庭，祖、父世代为官。13岁时丧父，此后的生活较为艰难，加之司马氏政权歧视江南的士族，规定贡士一概不能参加经术考试，致使年青的葛洪倍感吴国灭亡的悲哀。从少壮时起，即从郑隐^[1]学神仙之术，因而在他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的隐士色彩。西晋惠帝时因参加镇压江南张昌、石冰起义有功，受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投戈释甲”“不论功赏”，流徙到广州，寻求神仙生活的道路。东晋元帝时追叙旧功，葛洪重被录用，封侯食邑，但他以“不仕为荣”，再度南行，以丹鼎生涯终老于罗浮山（在广东东江北岸）。其代表作是《抱朴子》，分内外篇。外篇论儒术，内篇论道教。王明先生根据内篇《黄白》所说“余若欲以此辈事聘辞章于后世，则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认为“《外篇》撰述在《内篇》之先”，“明确这一点，对于了解葛洪一生思想变迁的脉络是很有帮助的”（《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这与侯外庐先生所说葛洪是“从儒家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二节），都是很有见地的论断。可以认为《抱朴子》外篇反映了葛洪早年的思想，内篇则反映了他中后期的思想。

葛洪像

《抱朴子》外篇在理论上以“兴儒教”（《嘉遁》）为宗旨。他说：“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或沉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崇教》），这是促使他决心“兴儒教”的原因。所以，他所说的“兴儒教”，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皓首穷经，而是要复兴以君臣关系为中心的儒家纲常名教，以便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调节名门豪族的势力均衡。为此，他不同意当时的无君论思想，专门写了《诘鲍篇》，同主张“无君论”的鲍敬言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葛洪认为，“有君”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现象，他依据荀子、韩非的历史进化观点，并利用鲍敬言反对剥削制度，同时也反对社会进化的理论弱点，反复论证人类的文化生活不能倒退，“有君”不能回复到无君之时。他说：

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诘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居无房屋，死无墓穴，渡河没有舟楫可使，行路没有车马可用。食物不辨有毒无毒，疾病缺少医药治疗。“后世圣人”出来，发明了交通工具、医药等等，才使得人们得以延年益寿。如果一切都回到古代去，过一种俭朴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大家都不愿意过的。葛洪认为，“无君”只是同人类的原始生活状态联系着，而“有君”则同社会文明进化相吻合，既然如此，就不应当主张“无君”。这里，葛洪看到了封建制社会文明的贡献，但他没有认识到或有意掩盖了封建制对社会带来的灾难及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在葛洪看来，社会进化到“有君”似乎就停止了，并进而把“有君”说成是“天意”安排的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

他依据《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儒家经义推衍说：“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杀之轨，有自来矣。”（《诘鲍》）认为有天地就有上下之分，有人伦就有尊卑之别，有“元首”（头）、“股肱”（胳膊和腿）就有君臣之序，这种“降杀（指上下的等级）之轨（指法规、制度）”有它存在的根据。

葛洪还认为，“有君”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君主能“去害兴利”，因而“百姓欢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于是乎生，安有诈愚凌弱之理”（同上）。在他看来，君主的地位是出于人民的拥护，不是由于暴力和道德堕落的原因。这里，葛洪对国家某些职能的分析，具有合理因素。但他在论证中却把古代社会的部落领袖混同于封建君主，借以美化君主专制制度，并依据这种虚假前提作为立论的根据，这是无力反驳鲍敬言关于国家起源于暴力的说法，可见，葛洪的社会进化思想是和维护君主制度的企图结合在一起的。

《抱朴子》内篇，论述道教理论。葛洪思想从儒转道的重要原因，是他从宗教生活中认识到儒家的经世与道教的出世两者不能并行。在他看来，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入无绮纨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玄黄不过乎目，芬芳不历乎鼻，八音不关乎耳”（《论仙》），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已不能激发他的兴趣，社会现象更使他忧心忡忡，“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同上）。因此，他专心寻求长生之道，做一名神仙道教的传播者。

葛洪在内篇《明本》中提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强调“道”本“儒”末，这是他从儒转道的重要标志。葛洪的“道”不同于道家的“道”，道家的“道”贵无，道教的“道”则在求长生。虽然葛洪也说过“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道意》），以“道”为恍惚迷离于有、无之间的神秘物，它不能从数量上计算多少，不能从形象上见到端倪，也不能从声音上听到什么，但“道”主要是指一种仙道式的精神境界。他说：“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适。”（《明本》）这是说，掌握“道”的神仙可以逍遥在彩虹之中，可以翱翔于云气之上，可以涉足于天地四方，随意飘荡，这是多么自在。这就是葛洪所向往的人生哲学。

葛洪认为，“玄”的范畴比“道”更为根本，《抱朴子》内篇的第一篇就是《畅玄》。什么是“玄”？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畅玄》）即“玄”是“道”的起始，天地万物的总根，所以它能“范铸两仪（两仪即天地或阴阳），吐纳大始（大始即太始，指万物形成时的最初状态），鼓冶亿类”（同上）。由于它至深至广，至柔至刚，来不见踪，去不见影，因此，探索“玄”的唯一方法，就是“守一”，“守一”才能体“玄”，体“玄”才能得道。

葛洪所谓的“守一”，比《太平经》中的“守一”更加具有宗教色彩。他把“一”予以人格化，声称“一有姓字服色”（《地真》），男的长九分，女的长六分，或在人的上丹田，或在人的中丹田处。“守一”就是要求修道的人全神贯注在人体的上丹田，或者中丹田，或者下丹田的部位，精诚思念这个有服色姓名的“一”。他转引《仙经》说：“子曰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守一至渴，一与之浆。”（同上）思得这个“一”，可以不吃不饮，因而“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同上），这是道教中的一种高度集中思想的修持方法。

葛洪认为“守一”只能“通神”，但还不能长生不死。他说：“师言欲长生，当勤服大药。”（同上）“大药”即金丹大药。为了炼丹，葛洪总结了许多炼丹的方法。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素有丹经之祖的称号，但是《参同契》主要是理论性的描述，缺少具体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史上，《抱朴子》内篇的《金丹》《黄白》《论仙》等，首次记载了现在已经失传的炼丹著作，对研究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如《金丹》里记载的药物就有丹砂、水银、雄黄、矾石等20余种，这比《参同契》记载的要多得多（参见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又如《论仙》里记载了刘向等人制造黄金的传说，以及外国“作水精”（制玻璃）的方法传到华南等地的情况。《抱朴子》还记载了许多化学反应现象，特别是已经实验过铁与铜盐的取代作用，即镀铜的技术（参见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上述的炼丹方法和实验，表现出化学和药物学的萌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葛洪前期思想“兴儒教”，但也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后期转奉道教，然而并没有忘记儒家和道家，这是与他的出身、个人遭遇及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