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的三教合流思想

第四节　陶弘景的三教合流思想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后隐居茅山，因自号华阳隐居。他的学术风格与同时代的陆修静有所不同，陆修静重在道教的宗教戒仪，他则重在道教的理论研究。他是南北朝时期发挥三教合流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

陶弘景像

陶弘景生活在宋、齐、梁三个朝代，出身于士族的地主家庭，居住在南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康。家庭的教育和当时社会上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具有比一般士族知识分子早熟的特点。他10岁时读葛洪《神仙传》，15岁作《寻山志》，有感时世污浊，向往隐逸生涯。不满20岁，便被齐高帝引为诸王侍读。30岁前后，拜东阳道士孙游岳为师，得受符图经法。在此期间，广集道经，编撰《真诰》《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等。《真诰》原是其老师孙游岳传给他的许多原始材料，经过他的编辑加工而成书。此书原有顾欢的稿本，但是脱漏和讹谬甚多，经过他细心校正，保存了很多道教史的重要资料。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隐居句容的句曲山（茅山，今南京句容县附近），开创了道教的茅山宗（属上清派，该派称修行得道可以升入“上清天”，比天师道的“太清”境界更高，故名）。

陶弘景的思想继承了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吸取儒学和佛学的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他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有；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又在授弟子《十赍文》中说：“崇教唯善，法无偏执。”这表明他对儒、释、道三教基本上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反映出南朝士族融合三教的企图。

陶弘景思想体系的基本范畴是“道”，把“道”看做是世界的本原。他说：“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真诰·甄命授》）这里的“太极”，还不具有后来理学家所赋予的意义。所谓“太极则天地之父母”，是引《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旧说，把“太极”看做是儒家的基本范畴，是道生元气，元气生太极，太极生万物。因此，元气、太极、天地万物都是从属于“道”的。他认为，应该援儒入道，利用儒家理论为推进道教的封建化服务。他著《真灵位业图》，把儒家名教引入道教教理之中，把所有道教的真灵，包括天神、地祇、人鬼及诸仙真，分成若干等级，并指出：“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具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序》）在《登真隐诀》中，他把道教的道君、真人、真公、真卿比喻为封建的帝王、诸侯，下设“御史、玉郎诸小号，官位甚多也”。在众多的官位中又分为“太上”“太清”“太极”等几大类别，在“太极”分类中，就有“太极仙侯、真伯、仙监、仙郎、仙宾”。他对所谓神仙世界严分等级，实际上是为人世间的尊卑贵贱寻找宗教根据，既然连神仙都受等级制的制约，那么人间的等级制就更是合理的了。

陶弘景虽自号隐居，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儒家的“匡时佐世”的思想。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载，当萧衍准备夺取南齐政权而未下定最后决心时，他就“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当萧衍兵至新林的时候，他又派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表示支持。又据《梁书·陶弘景传》，当萧衍“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因此，梁武帝即位以后，对他倍加礼遇。

陶弘景对儒家经学也颇有研究，这是早期道教学者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据他的侄儿陶翊所著《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记载，他的经学著作有：《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12卷，内容包括《集注孝经》《集注论语》两种；《三礼序并自注》一卷；《注尚书毛诗序》一卷，内容包括《尚书序注》《毛诗序注》两种。这里的“注”，是对经传本文的注释。所谓“集注”，是汇集各家的注解。“自立意”类似自己的见解。这些注解都属于章句训诂的范围，而与当时南学讲求义理的学风不同。这同他不爱清谈玄理是有联系的，因为他认为玄谈会导致亡国的危险，不利于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

陶弘景兼信佛教。他曾去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受佛戒（见《梁书》《南史》本传），在茅山道观中，建有佛、道二堂，隔日轮番朝礼（见唐法琳《辩正论》卷六）。特别是在《真诰》一书中，不仅体例上模仿纬书，以三字为篇名，而且假托真人之口，把佛教的轮回转生之说引入道教，侈谈所谓“天界”与地狱之事。在《真诰·运题象》中沿袭佛教须弥山的说法，用神秘的笔调，描绘“天界”的景观。在《阐幽微》等篇中，记载了所谓酆都（指幽冥之府，即鬼都）及鬼官的情形。在《甄命授》中还有所谓黄观子奉佛道的故事，并说：“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唯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护身至死，其苦无量。”这又与佛教的“四谛”义十分类似，借以说明超脱尘世才能免受各种苦难，正如南宋朱熹所说“《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六）。陶弘景临死前，嘱他的弟子们在他死后用大袈裟（佛教徒穿的衣服）盖住他的头足，墓中的器物除放置道士的偶像外，还要放置道人（即僧人）的偶像，表明自己在生前死后都信佛无疑。

陶弘景还著有《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见《全梁文》卷四六或《陶隐居集》），试图论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础。他认为道教的修道活动就体现了三教的统一。他说：“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这是说，道教的炼形，佛教的养神，儒家的修德对于希望成为“神仙”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因而三教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陶弘景作为道教学者，他有两个重要的副产品，一是医学，二是炼丹。在医学方面，他重视养生，以预防疾病，曾著《养生延命录》，强调导引（一作“道引”，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的意思，即是一种健身的体育运动）；并著《导引养生图》，目的在于活动筋骨关节，调正呼吸，促进血液流通。他还对我国最早的药典《神农本草》进行整理、刊误和增补，编成《本草集注》和《叙录》（现只存残卷），对药物进行分类，提出各种病源所主的药名，其中治风、治疟疾、治黄疸等病的药方都为后人所继承。他还根据药物的性能，提出如何抑制药的毒性，如何使相反相畏的药发挥合用的功效。《本草集注》成为隋唐以后本草学的蓝本。他继葛洪的《肘后救猝方》，作《补阙肘后百一方》，其中包含着把药物从京城推广到乡村的主张。在炼丹方面，他直接从事炼丹的实验，亲身观察药石的反映，曾合成了著名的飞丹，并且对仅仅依靠炼丹是否能成为神仙持怀疑态度。他著的《合丹药诸法式节度》《集金丹黄白方》等有关炼丹的书，是对早期化学发展的一种贡献。

道教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许多道教学者的努力，各种道书经典日益增多，各种科范戒仪日趋完备，原来符箓派和丹鼎派的界限逐渐消失，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趋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