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佛教思想的互相融合与争辩

第五节　道教与佛教思想的互相融合与争辩

道教与佛教，在生死、形神问题上各自的主张是不同的。佛教以生命为空幻，纵使延年，不能无死，所以主张“无生”。道教提倡“肉体飞升”（肉体成仙），生命永存，所以主张“无死”。因此，佛、道二教的修养，各持一端。佛教认为，欲求“无生”，莫如“涅槃”（一般指断灭生死及各种烦恼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欲求“涅槃”，必须“养神”；“养神”靠顿悟，顿悟在内心。道教则认为“无死”靠“练形”，“练形”靠积功，积功靠外物。然而这些差别，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互相吸收，互相模仿。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在理论上有着某些共通之处，而且也有着宗教实践上的需要。佛教在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就曾经运用“格义”的方法，以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思想解释佛经，使佛教思想带有若干神仙方术的特色。而道教在初创时期，也利用佛教的某些教义来编造道书，模仿佛教的某些戒规来制订道教的科仪。所以，在两汉之际不少人把佛教看做是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教与黄老并称，“立浮屠黄老之祠”（《后汉书·襄楷传》）。例如，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由于翻译者多以中国的神仙方术理论附会其词，所以“诸章如细研之，实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又例如，袁宏《后汉记》、三国牟子《理惑论》都认为，佛教的教义同当时道术差不多，佛能“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就像中国的所谓神仙。在《太平经钞》甲部叙述太上老君诞生时有九龙吐水的说法，这是把佛经记述的释迦牟尼诞生时的祥瑞之一转抄到道教教祖的身上。这些都是汉、魏间道教和佛教思想融合的事实。

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互相融合，不仅表现在宗教制度上的互相影响，而且表现在宗教理论上的互相渗透。道教本来只讲“不死”成仙，因而不讲所谓的“灵魂”，更无轮回转生观念，然而寇谦之、陶弘景却把与道教理论对立的轮回观念引入道教，把道教的修持方法从“练形”扩展到“养神”、诵经，以及“取诸我身，无求于人”等。在此前成书的道教经典《西升经》中也说：“道别于是，言有真伪，伪道养形，真道养神。”这里提出“伪道养形，真道养神”，已开始改变道教只求“练形”的主张，而要求以“神”通道，以“神”合道。这种说法，与佛教的涅槃思想十分接近。

同样，佛教徒也把若干道教思想引入佛教。例如，南岳慧思（515—577年），相传是佛教天台宗的第二代祖师，在其所著的《南岳思禅师立誓愿文》中说：“今故人入山，忏悔修禅，学五通仙，求无上道，愿先成就第五通神仙，然后乃学第六神通，受持释迦十二部经及十方佛。”这里把成仙作为入佛的必经阶梯，只有先成就“五通仙”（“五通”，原指民间传说的妖邪之神，这里引申为道教神仙的五种神通），才能学习佛教的“第六神通”（亦称“神能”，佛教中指通过修习禅定所得到的六种神秘力）。又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灵芝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籍外丹力修内丹。”慧思也希望得到仙药、神丹以求长寿，从而把佛教的“无生”与道教的“无死”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在“护法”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道教与佛教的互相斗争始于东汉时期。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东汉时又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把佛说成是老子的门徒，把佛教说成是老子所创，有意贬低佛教。在这前后，牟子作《理惑论》，又反过来说老子是佛的门徒。两晋时，西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把“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东晋孙绰作《喻道论》，声称佛与周（公）、孔（子）所创的儒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上是佛、道二教斗争的先声。

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兴盛，促使双方的较量更加激化。在南朝，主要是思想理论较量；在北朝，则主要是政治权力之争。

南朝佛、道二教的理论斗争，主要是“夷夏之辩”，即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能否与中国传统文化平起平坐，是否承认佛教也是中国思想界的正宗文化。这一时期，道教学者多吸取一些儒家观点，作为批评佛教的立论依据。其中，南朝宋、齐之际的顾欢就是一位著名代表。他作《夷夏论》，表面上是为了平息佛、道二家的论争，实际上是为了崇道抑佛，否认佛教是正统。其主要理由是认为“夷夏”民性根本不同，而佛教是制服邪恶的宗教，道教是发扬性善的宗教，因此，不能“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即不能以制服邪恶的佛教来对付性善的人民。如果以佛、道二教都能够开化人民就认为可以相互取代，那犹如以车“涉川”，以舟“行陆”一样荒唐可笑，所以他反复强调不能用佛教取代道教的正统地位。

在顾欢之后，南齐道士又假托张融的名义作《三破论》，借用儒家名教，指责佛教是“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并且对佛教和信佛者进行丑化、辱骂，企图缩小佛教的影响，从而激化了这一斗争。佛教学者在反驳时多依附玄学观点，宣称佛教为本，道教为末。他们除了在《正诬论》《清净法行经》中伪造故事，杜撰老子是佛的弟子，佛教先于道教而产生，因此应以佛教为正统以外，还提出三条理由：①认为道教不懂得形神关系。南朝梁刘勰的《灭惑论》认为道教注重“练形”，形体“不能无终”，所以“碍于一垣之里”，即不能从物质世界中超脱出来。而佛教注重“练神”，精神是无穷的，它可以追求到“六合”（按：指天地四方）以外“妙法真境”。这里从形亡神不灭的观点，论证神为“本”，形为“末”，佛教“练神”比道教“练形”更为根本。在此之前，南朝齐明僧绍的《正二教论》也有类似的观点。②认为道教不懂得有无关系。南朝齐周颙在《重答张长史书》中指出，道教只是“知有”“知无”，而不能“尽有尽无”。道教主张“有”生于“无”，比世俗的人只局限于“有”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但它并没有否定“有”，所以说道教“署有体无，无出斯域”，仍然没有超出世俗之见的范围。只有佛教所主张的“即色非有”，即“色”（物质世界）只是虚幻不实的假象，所以说是“非有”，但“色”作为假象又是存在的，所以说是“非无”，才是唯一正确的有无观，因而佛教比道教高明，道教必须接受佛教理论的指导。③认为道教有害于封建统治。南朝梁释玄光以及崇佛的刘勰等人，根据历史上道教曾同农民起义结合的事实，列举黄巾（按：指张角）、张鲁、孙恩等人的活动，指斥他们为“凶逆”“群妖”“侠（一作挟）道作乱”（玄光《辩惑论》）。所以他们主张弃绝道教。

北朝佛、道二教的斗争，比南朝更加激烈。当时有人说，道教信奉的神，是汉族人的本族神，而佛教信奉的神，则是外来的胡神。因而双方斗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北朝有两次大的排佛事件，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下令毁佛，坑杀僧侣，焚毁佛经、佛像、寺塔。第二次发生在北周天和至建德年间，北周武帝废佛。这一次废佛的时间比较长，方式比较缓和。他们毁废佛教的原因，虽同北魏宰相崔浩、北周道士张宾等人的劝说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想以此缓和汉族士族与少数民族贵族之间的矛盾。在这期间，佛、道二教的学者都写了不少的辩论文章，多数是宗教内部的互争长短，在理论上没有新意，还有少数是村妇对骂一类的文章，更无介绍分析的价值。

佛、道二教经过这段时间的互相融合与斗争，促使彼此进一步充实其思想内容，为以后各自在理论上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注释】

[1]郑隐的老师是葛玄，葛玄是葛洪的从祖父，号称“葛仙翁”，葛玄又受教于左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