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以后南北朝的反佛思潮

第五节　范缜以后南北朝的反佛思潮

南北朝的反佛思潮，在范缜以后仍然继续发展。首先要介绍的，是南朝的朱世卿。

朱世卿的生平事迹，史书无传。只是在南朝陈释真观《因缘无性论》的序言中有一段材料说，朱世卿又名三议，泉亭（疑为皋亭，今浙江杭州东北）人，他对佛学（佛教徒称之为内学）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佛教徒称之为外学）都很有研究，早年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后来才走向佛学的对立面，被真观称之为“起倒心”、固执“邪见”的异端。他曾著自然之论，即《性法自然论》同真观作过辩论。

朱世卿的《性法自然论》以反对“善恶报应”为中心议题，阐述以下观点：①他认为“善恶报应”不符合事物的“自然之理”。他说，“万法万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自生自灭”，不假人为，无论是“二仪”（阴阳）的变化，“五材”（金木皮玉土）的效用，或者是人的“妍媸盈减”（美丑胖瘦）的外表，以及“愚智善恶”的内心等，“皆由自然之数”。他责问佛教徒，如果“身居逸乐，为善士之明报；体事穷苦，是恶人之显戮”果真是事实的话，为什么凶顽而愚笨的鲧（大禹的父亲）叟（瞽叟，舜的父亲）生出了重华（舜的名字）文命（大禹的名字）这样的圣人，而尧和舜却又生下了丹朱（尧的儿子）商均（舜的儿子）这样不肖的后代？所以他指出，佛教的“善恶报应”，只是一种违反事实的虚假言辞。②他认为人的贫富、贵贱、寿夭、祸福都是偶然的，而同“善恶报应”无关。他说：“譬如温风转华，寒飚飏雪，有委溲粪之下，有累玉阶之上。风飚无心于厚薄，而华霰有秽净之殊途；天道无心于爱憎，而性命有穷通之异术。”这是说，人生境遇的好坏，并不是“天道”有意安排的，它如同被微风吹落的花朵，严冬风暴中所降的大雪，有的飘落在屎尿上面，有的飘落在玉石砌成的台阶上面一样，是没有常规而无法预料的，企求报应，“此犹终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获耳”。因此，他断定“善不能招庆，祸不能报恶”，“善恶报应，天道有常而关哉”。佛教的“善恶报应”观念改变不了天道自身所固有的法则。

朱世卿的《性法自然论》受到了真观的难问。真观在《因缘无性论》中利用自然界的一些因果现象比附社会人事，借以证明“因果报应”的存在。他诡辩说，如果“永无报应，顿绝因果”，“亦应钻火得冰，种豆生麦”，可是看不到“声和响戾，形曲影端”这样的不符合因果联系的事情。他还主张人们皈依佛教即可改变自己的地位，不存在“荣枯宠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无悛革”的现象。他的这些观点从反面展示出朱世卿因反对“因果报应”而否认一切因果联系和人的主观努力的理论弱点。

其次要介绍的是北朝的樊逊和邢邵。

樊逊（？—约565年）字孝谦，北齐河东北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官至员外散骑侍郎。他的《举秀才对策》是北朝无神论的重要著作。

樊逊无神论的特点，是批评一切宗教迷信思想而无门户偏见。当北齐文宣帝问他应当如何评价“释道二教”时，他认为道教的“得道”“成仙”的说法，“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是“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的荒唐事情。他举例说“秦皇汉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可是其结果都不得不死，一个“还入骊山之墓”（秦始皇葬地），一个“终下茂陵之坟”（汉武帝葬地）。因此，他反对道教“祭鬼求神”。樊逊还批评北魏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的做法，他认为佛教只会编造“三世之辞”（三世轮回）的神话和杜撰“降神之日”的谎言，把世界看做是“微尘”，把大山等同于“黍米”，宣传的是些与事实不符的“虚无”道理。

邢邵（496—？年）字子才，北齐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历任太常卿、中书监、国子祭酒等职，曾多次批评杜弼的神不灭思想，可惜他的文章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一些佚文保存在《北齐书》和《北史》的《杜弼传》中。

邢邵在与杜弼辩论时，认为“人死则神灭”，“人死还生”如同“为蛇画足”一样，纯属虚构。他说：“死之言澌，精神尽也。”人死了不能复生，同样，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他还引用前人的“烛火之喻”加以说明：“神之存人，犹火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

他还批评杜弼关于“光去此烛，复燃彼烛，神去此形，亦托彼形”的观点，指出这种说法混淆了生死的区别。他指出，人死了，形体就如同土、木一样，不能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因此，人的精神活动也不可能彼此转移。他的这些观点，没有什么新意，说明北朝的反佛高潮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