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与北学

第二节　南学与北学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朝和北朝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经学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史称“南学”和“北学”。

南学是指南朝经学家所传的经学思想。以皇侃、贾甝等人为主要代表。皇侃（488—545年），又称皇偘，梁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年青的时候拜著名经学家贺玚为师，精通老师的学问。后任国子助教、员外散骑侍郎。著有《论语义疏》等。贾甝，梁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也曾任国子助教，著有《尚书义疏》。

南学的特点：①兼容王学和郑学观点，重在贯通诸家。据《北史·儒林传》说，南学的经论根据，主要有郑玄注的《诗》和“三礼”，王肃伪作的《尚书》孔安国传，王弼注的《周易》，杜预注的《左传》。这里，既包含有不同的经学派别（王学和郑学）的观点，还吸收了杜预解《春秋》扬周公而抑孔子的观点（详见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即使注解《周易》一书，南学虽以王弼注为主，但也不排斥别家。南朝宋元嘉（424—453年）时期，王弼的《周易注》和郑玄的《周易注》都为经学家所重视，到颜延之任国子祭酒时，才黜郑崇王，而到南齐时，经学家陆澄和王俭都主张注《周易》“玄不可弃（指王弼注），儒不可缺（指郑玄注）”，应当两者并用，于是王弼注和郑玄注都设有博士。到南朝梁、陈时，郑、王二注仍并立于国学。其他如《尚书》《左传》等的注解也有类似情况。②在易学的研究中，多以《老子》《庄子》阐发《周易》经义，重在发挥义理。例如，南朝宋的雷次宗，南齐的祖冲之，南梁的太史叔明等人都是著名的易学家，他们也都谙熟《老子》和《庄子》，其中的太史叔明，史书称他尤精“三玄”，“当世冠绝”。这样，他们的《易》注也都言简义明，没有烦琐支离的毛病。他们之间的争论，一般来讲，也不涉及象数问题，而是在运用老庄之义解释《周易》上的分歧。例如，南梁伏曼容对何晏自称“不解《易》中九事”（何晏企图以此暗示，善《易》者，不受《易》束缚的思想）所作的批评（事见《梁书·儒林传》，可参见《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以及《册府元龟》所记载的顾悦之难王弼《易》义40余条和关康之对顾悦之的反批评，都是这一类性质，一反汉代易学家把《周易》阴阳五行化的旧传统。

应当指出，南学不是玄学，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①南学毕竟是注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而且长期处在官方的学术地位，这是与玄学不同的。尽管在南朝初期，经学不振，但到南梁时，梁武帝既崇儒又好佛，他在天监四年（505年）下令开设五馆，总以五经为教材，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贺玚等经学家被补为博士，各主持一馆，每馆各有经生数百人，并且规定经“射策”（一种明经的考试方法）合格的可以做官。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下令皇太子、宗室、王侯入国学受教，大同（535—545年）中期又建立士林馆，召集经学家讲学著述。南陈时，也基本上沿袭旧制。在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之下，南学始终是与玄学并存的一种社会思潮。②南学除在《易》学的研究上受到玄学的影响之外，在其他方面仍保持着说经严谨、引证翔实的学术风格。这种学术风格在《礼》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的许多经学家都以“尤明三礼”“尤精三礼”“尤长三礼”著名。上面说到的雷次宗，他注说的“三礼”，其学风与郑玄类似，时以雷、郑并称。杜佑的《通典》对晋宋之间经学家注《礼》的朴实学风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详见卷七十九至一百零五）。再如，南学的经学家对于《左传》的注解，十分重视山川土地、地理方位、国别州郡的考证。这些又是与玄学不同的。

北学是指北朝经学家所传的经学思想。北朝的经学家，据《北史》记载多于南朝。北朝的经学也比南朝更为兴盛（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五《北朝经学》条）。因为北朝的统治者为了取得北方汉族士族的支持和治理国家的需要，一直大力推崇经学，其中以北魏和北周用力最多。北魏从建国之初，历代的统治者都立学建馆，设置经学博士，教授五经，太学生曾达到3000人左右。经过孝文帝的苦心经营，到宣武帝时，史书称“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今燕、齐、赵、魏之间（指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北史·儒林传序》）。北周几代统治者，史书称“周文（指北周文皇帝宇文泰）受命，雅重经典”（同上）；“明皇（指周明帝）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指校刊经史），外重成均之职（指设置礼官）”（同上）；尤其是周武帝，亲自“量述三教”的优劣，提出“以儒教为先”（《广弘明集》卷八），并且几次“集群臣，亲讲《礼记》”（《北史·周本纪下》），“是以天下慕响”，“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指学校）延舍，学徒者比肩”（同上，《儒林传序》）。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想见当时经学的盛况。北魏和北周相继出现了徐遵明和熊安生这两位著名的经学家，并成为北学的主要代表。

徐遵明（476—529年）字子判，北魏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年青时遍求名师，博览群书，不受一家一派观点的局限。后沿袭郑玄等人经说，传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讲学20余年，学生很多，“海内崇仰”，号称“大儒”。著有《春秋义章》一书，已佚。熊安生字植之，北周长乐阜城（今山东交河东南）人，是徐遵明的再传弟子。通晓五经，尤精“三礼”，当时研究《礼》学的多半是他的学生。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后在北周任露门博士，得到周武帝的信任。著有《周礼》《礼记》《孝经》三种义疏，已佚，清马国翰辑有《礼记熊氏义疏》四卷。

北学与南学的重要区别，是基本上没有受到玄学的影响，而较多地保持着汉代经说的传统。北学的经论根据，有郑玄注的《周易》《尚书》《诗》和“三礼”，服虔注的《左传》，以及何休注的《公羊传》，一般不采用玄学家的经注。北学的经说内容，是把章句训诂与通经致用融为一体，在注说文物（典章）制度的同时，也好谈天道、谶纬，并杂有阴阳术数迷信，很少有人论及“义理”。所以，北魏徐遵明的学生李叶兴对梁武帝说，他“少为书生，止习五典（五经）……素不玄学”。唐孔颖达认为，南方的义理之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周易正义序》）。对于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汤用彤先生曾作过具体分析，他说：“王（弼）、何（晏）、嵇（康）、阮（籍），本在中州（即中原），道安、僧肇，继居关内。然叠经变乱，教化衰熄，其势渐微，一也；桓（汉桓帝）、灵（汉灵帝）变乱，以及五胡（指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云扰，名士南渡，玄学骨干，不在河、洛（指黄河、洛水流域），二也；胡人入主，渐染华风，而其治世，须翻经术，三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以此三因，而自罗什（鸠摩罗什）逝世，北方玄谈，转就消沉”，“晚汉经学之残缺”复兴于“幽、燕”“陇右”（古代以西为右，陇右，即陇西，约指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

南学和北学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它们既批评佛学，又融合佛学。据《南史·儒林传》《梁书·儒林传》《北史·儒林传》《魏书·儒林传》等史书记载，许多经学家都有研究佛学的历史。如南梁的皇侃，史书说他“性至孝”，“尝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再如，北周的熊安生不仅有一名出家当和尚的学生，而且他自己也被列入《续高僧传》。由于经学家和佛教学者的交往，他们就把当时佛教所用的讲解经义、编写义疏的传教方法移植到经学中来，把经学的讲经记录编为讲疏、义疏，发展了汉代的治经方法。汉代经学家治经，都以经文为主要根据，所作的传或注，都是为了解释经文的。南北朝经学家治经，多数以经注为主要根据，或引一家的注予以诠解，或引诸家的注作比较研究，总之，他们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明注。于是以明注为目的的义疏、疏证一类的作品，构成了这一时期经学著作的主流。南朝有崔灵恩《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皇侃《论语义疏》《礼记义》，贾甝《尚书义疏》，戚衮《礼记义》，张讥《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丧服》（《仪礼》中的一篇）、《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春秋》《孝经义记》。北朝有刘瓛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沈重《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等。以上各书，除皇侃、熊安生两家见存于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之外，余书皆佚。但它们在中国经学史上都为完善以传明经、以注明传、以疏明注的治经体系作出过贡献，并成为唐代疏注之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