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

第三节　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

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今河南温县）人。21岁时入道，师事潘师正，为陶弘景三传弟子。后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师，降手敕予以赞扬。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司马承祯又奉诏入宫，睿宗问以阴阳术数及理国之事。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把他请到京师。十五年（727年），又召到京师，令其住在王屋山阳台观。玄宗又以司马承祯善篆隶字，自成一体，乃命他以三体写《老子》石经，刊正文句，定著5380言，为真本。卒谥“贞一先生”。著有《坐忘论》《天隐子》等。

司马承祯像

《天隐子》一书，因司马承祯在书序中有“天隐子，吾不知其何许人”的说法，在《后序口诀》中又有“承祯诵天隐子之书”等句，遂引起后来对此书是否是司马承祯所著的怀疑。当代学者卿希泰根据南宋胡琏的《书天隐子后》一文所作的考证，认为“从内容来看，此书与《坐忘论》亦互为表里，有不少一致之处”。他又据“曾慥《道枢》中有《坐忘论》上中下三篇，其中篇即《天隐子》，其上下篇即司马承祯的《坐忘论》”，所以他赞同胡琏关于“‘天隐子不知何许人也’意者，不欲自显其名邪”的见解（参见《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六章第五节），此说比较合理。

司马承祯受儒家“性善论”的影响，把成仙的可能性扩大到每个人身上，不主张在信徒中划分等级，限定成仙的范围。他认为俗人与神仙都禀赋有“阴阳神虚”之气，因此，人也具有神仙的气质。他说，俗人与神仙的区别在于能否“修我虚气，勿为世俗所沦污；遂我自然，勿为邪见所凝滞”（《天隐子·神仙》）。

司马承祯的道教理论以论述怎样修道成仙为重点。他吸收了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学的止观、禅定学说，提出“易简”的学仙方法和渐进的修真步骤，把修仙的过程分为五道“渐门”和七个阶段。前者主要是把陶弘景等人提倡的炼丹、服食等修道方术，简化为健身和安神之类的活动。后者则强调修道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综合其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修炼形体方面的，大意是说，要饮食得当，居处适宜，劳逸结合，并经常用按摩之法保持血脉舒畅。另一个是养性修心方面的，这方面的要求有以下几项：①解决宗教信仰问题，信教必须虔诚，不能有丝毫怀疑。这种信道虔诚的态度就叫做“敬信”。②要弃事无为，既不去参与世俗的事务，又不和人们交往，这种“无事安闲，方可修道”（《坐忘论·断缘》）的人生哲学，就叫做“断缘”，也叫做“安处”。③要集中精力，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他认为心神是一身之主，心安才能目安，目安才能体安，所以学道一开始就要集中精力，这种功夫叫做“收心”或“静定”，类似佛家的坐禅、儒家的“正心”。④要安于道徒生活，安分守己，不欲多取、多求，这就叫做“简事”。⑤要忘掉外物，更不要被外物所迷惑。他引用庄子的话说，所谓美色，人见之喜悦，而“鱼见深入”，“鸟见高飞”，可见这种喜悦还是一种偏见，是仙人看做为“秽浊”的东西，只有忘物才是道教的“真观”，他又叫做“存想”。⑥要修炼得“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坐忘论·泰定》），而物我两忘，这已是最后一道关口，接近于得道了，所以他叫做“泰定”或“坐忘”。下一步就是“得道”。得道以后便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解的神仙，所以这种功夫也叫做“神解”。他还说，“神解”融佛家的“真如”、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一性”为一体，而成为三教所共同追求的最高理想（见《天隐子·神解》）。

司马承祯又把修道的五道“渐门”和七个阶段概括为“无欲”和“静心”，这是他的修道理论的实质所在。他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坐忘论·收心》），这是说，静是产生智慧的根源，动是产生昏乱的根源，人们应当去动守静。为了达到“静心”的状态，他认为必须防止三种偏向：第一种偏向，是“心皆起灭，不简是非，永断知觉”（《坐忘论·收心》），指用强制的方法硬使自己的思想跳出是非圈子之外，永断知觉。司马承祯认为是不对的，这叫做“盲定”。第二种偏向，就是“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同上），就是不产生善的念头，也不产生恶的念头，让思想任意浮游，自动地进入静的状态。他认为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也不对，这叫做“自定”。第三种偏向，是“遍行诸事，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同上），就是言行不一，口头上说要静心，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去做，还自认为“无染”。他认为这也是错误的。

司马承祯认为，只有把“静心”和“无欲”相联系，做到应物而不为物累，才能全面实现其修道的主张。在他看来，“静心”不是什么都不去想，而是要以“无欲”作为追求的对象。具体做法是用“离境之心”（“静心”）去观察外界事物，从中发现“嗜欲”给人们带来的“危害”，进而“心舍诸欲，住无所有，除情正性”（《坐忘论·真观》），然后再回过头来观察自己旧日的情欲，从此“自生厌薄”，自觉地抵制和清除“嗜欲”的干扰。这种能够从静到动，又从动再回归到静的人，他称之为思想上的“醒人”，并告诫人们不要做思想上的“醉汉”。总之，在他看来，“无欲”就是“静心”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这种静心无欲的修道理论与后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无欲故静”学说，程颐的“定性”主张，朱熹的“惩忿窒欲”观点，都很相似，而为宋明理学所吸取。

值得提出的是，司马承祯在宗教的形式下，探讨了量的积累和质的转化的相互关系。他说：“神凝至圣，积习而成。”（《坐忘论·收心》）先从细微简易的功夫做起，然后才能达到神圣的境界。他批评有些学道的人只知道慕“大道”“妙法”，而不去研究“大道”“妙法”之所以成就的原因，这些人不懂得绚丽多彩的贝锦（上有贝形花纹的锦缎）是由一根根细丝织成的，翱翔天空的大鹏是从卵雏逐渐成长起来的，妄想不费力气就获得成功，犹如庄子所说的“见卵而求时夜（时夜，指鸡），见弹（弹丸）而求鸮炙（鸮，俗称猫头鹰。鸮炙，指烤鸮鸟为食）”（《坐忘论·收心》），是非常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