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学术与道学及假道学的不同

一、李贽学术与道学及假道学的不同

李贽重视人和社会发展的自然之性,这在他的自然人性论里及崇尚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等思想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他曾公开申明自己和那些重视人与社会发展的自然之性的学问学术为“自然真道学”,^[1]而这是那些爱讲道学的道学者与假道学者所不懂也不能学会的。李贽把自己的学术定位为“自然真道学”,目的就是要与道学者及假道学者所奉行的学术区别开来。

李贽认为道学和假道学所志的是“小学之道”,而他所志的是“大学之道”。虽然所志之道有所区别,但出发点都是为了“志道”。既然至少在名义上和形式上都是闻道之心,那就不应该以小学之道来排斥大学之道,不应该以小学之道为正统,以大学之道为异端。若是那样,只能是见识短小而已。李贽在论及自己所志之道与道学及假道学的不同之处时说：

唯公之所不容已者,在于泛爱人,而不欲其择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于为吾道得人,而不欲轻以与人。微觉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岁以前《弟子职》诸篇入孝出悌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后为大人明《大学》,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唯在于痛痒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专,而唯直收吾开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润,是故不请而自至,如村学训蒙师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艰；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凛冽,是故必待价而后沽,又如大将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虽各各手段不同,然其为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则公不容已之论,固可以相忘于无言矣。若谓公之不容已者为是,我之不容已者为非；公之不容已者是圣学,我之不容已者是异学。则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为真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圣人之不容已。则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执己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悦之,而遂自以为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闻,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尽异学,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谓公之不容已处若果是,则世人之不容已处总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处诚未是,则公之不容已处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已处耳。^[2]

他认为,道学者和假道学者只满足于“小学之道”,驻留于礼法规矩而裹足不前。他自己专志于大学成人之道,故能游刃于礼法之外而活动有余。道学者和假道学者只在枝节上下工夫,用力多而功效小,事倍而功半；他固本以强末,“用力少而奏功大”,事半而功倍。道学者和假道学者见识短小,孤陋寡闻,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他在这一点上却谨守孔学正脉而谦虚受教,追求不止。在这里,李贽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以他为代表的自然真道学与耿定向为代表的道学和假道学之间的巨大区别,以期人们认清学问之真假。

李贽不仅注意到自己学术与道学及假道学的不同,且注意到道学(即所谓真道学)与假道学的区别。李贽曾以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来说明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等道学者与口谈道学的假道学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他在写给好友焦弱侯的信中说：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3]

道学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虽然在学问上有脱离百姓日用、极化天理、否定人欲的倾向,但他们都是志求纯洁道德、敦化世俗、教正人心的正人君子。他们表里基本上是如一的,他们不失为君子风范。这与假道学者大大不同。假道学者是借用道学作为他们生活依托的饭碗,不是真心实意地探求朝闻夕死之道的人。他们对朝闻夕死之道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所紧紧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享受和切身利益。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自身没有道德,但不可不教人以道德,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达到他们的功利目的。也正因为他们的这种伪君子、伪善者形象,他们给社会风俗和世道人心所带来的危害与影响,与道学者的“天方夜谭”式(理想化)的道德说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有志者如郑子玄等人,绝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也跟着他们大言不惭地、虚情假意地讲起什么程朱理学来。李贽形象地刻画和描绘了假道学的变色龙面目。他说：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辗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4]

假道学一会儿以山人称,一会儿以圣人称,变化多端,但无论如何变化,他们所追求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从来也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起来。如果说商人经商的目的就是赚取丰厚的利润,但商人做的是有本有风险的买卖,而假道学做的却是无本无风险的买卖。他们口谈道德,以邀取名声,又以名声猎取官职,再以官职掠取俸禄和民脂民膏,从不为人民的福祉、百姓的生计、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们是真正的无赖、伪善者、寄生者和恶棍。他们为人所不耻,更为有志者所不耻,尤为李贽所不耻。李贽曾总结了道学者的三个日常表现：第一,当有利可图之时,以嘱托公事为名,假公济私；第二,当无利可图之时,引用明哲保身之说,远怨避嫌；第三,平常之时,称引古语,冒引圣言。他认为“不许嘱托,不许远嫌,又不许称引古语”,^[5]是杜绝假道学的根本办法。

假道学只有依附道学才能生存。因为自然真道学是容不得任何虚假、丑恶的,而道学专谈人伦道德、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就给假道学提供了可拾的牙慧,使假道学有了可乘之机。所以假道学与道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假道学是道学的扬声器,也是道学的玷污者。所以道学虽然作为一种学派,天然地有着其存在的应有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它兴起之初也曾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和想象,但随着事过境迁,假道学在其中的纠缠,及其本身理论上的天然缺陷,背负的历史包袱越来越重,离自然真道学愈来愈远,使其越来越失去了其原有的活力和意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假道学的靠山与护身符。

李贽对道学事实上已成为假道学欺世盗名的工具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他说：“道学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6]“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矣,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7]李贽的深刻揭露,表现出他与当世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相对立的战斗精神。

总之,李贽所志之道与道学及假道学者所志之道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对他们所操持的学术进行区分定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