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的进化

一、生命体的进化

受现代进化观的影响，梁漱溟极为看重人类生命的特殊性，他在其晚年写下的《人心与人生》中，专门辟出一章节来谈“人类生命之特殊”。在他看来：

人类生命是宇宙大生命从低级生物发展出来的顶峰。

发展前进不已者今唯人类耳。^[3]

他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偌大的生命体。而从生物的进化史来看，从生物的出现一直到人类社会的出现乃至进化，此一脉相续而来，都是这个若大生命体无止境的创造而已。换言之，一切生物，不过都是这个大生命体的自然表现而已。所以他的结论是：“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4]但，梁漱溟想着重说的并不在此，而是要揭示出人类生命之特殊性。他极为睿智地说道：“生命发展至此，人类乃与现存一切物类根本不同。现存物类陷入本能生活中，整个生命沦为两大问题的一种方法手段，一种机械工具，寝失其生命本性，与宇宙大生命不免有隔。而唯人类则上承生物进化以来之形势，而不拘拘于两大问题，得继续发扬生命本性，至今奋进未已，巍然为宇宙大生命之顶峰。”^[5]陷于本能必失其生命本性，而这个“本性”，在梁漱溟那里乃极为重要的与宇宙相通的前提，失去本性意味着与宇宙大生命体有隔而不通。梁漱溟深信：“生命本性则趋向乎通。生物进化即从局向通而发展，亦即向于灵活主动而不断地争取。”^[6]这一强调：生物进化即是从局向通而发展，实质上是强调：“唯人类生命根本不同，只见其进未见其止，其通灵之高度谁得而限定之耶。”^[7]这是高度夸赞人类生命的独特性，而这一独特性恰似使进化如有目的有计划地前进。如其所说：“生物进化初非有目的有计划地前进，第从其一贯争取灵活若不容已之势而观之，恰似有个方向耳。然在进程中始终未曾迷失方向者，亦惟脊椎动物有人类出现之一脉;其他物种所以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正不妨说是种种歧误之先后纷出。”^[8]

究其实，所谓“通”、所谓“灵活”、所谓“不隔”、所谓“恰似有目的有计划”等等，无非是在预示着“心”的进化之出现。因而，梁漱溟讲生命体的进化，最终仍落实在心的进化上了。不过，他仍愿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明“心”的出现：“从生物进化史看去，总是心随身而发展的，身先而心后，有其身而后有其心。”^[9]对深信辩证法的他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渐次量变而有突然质变。依重理智于后天之人心出现，正是一绝大突变，其特征在人心之能静，在其有自觉于衷。”^[10]须知，对梁漱溟来说，心的进化表征了生命体进化的一个最高峰。他的结论是：

如我所见，所谓生物进化原只进化得个心。……自极低等之生物以至人类，从心之作用极微极弱而之极著极强，于是吾人可以了解心之为心为何如一物。^[11]

基于此，他干脆断言：“心与生命同义;又不妨说：一切含生莫不有心。”^[12]他洞见了“心”的生活就是一种精神生活，而精神离不开物质，恰如心离不开身。梁漱溟说道：“心是灵活向上的。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有人心充分表见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现成的只此身，人心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此即是说：心寻常容易陷于身中而失其灵活向上。”^[13]这就逻辑地引出了道德生活。因为“人或向上或堕落，大有可以进退伸缩者在。此其所以然就在身心两极之分化。人之一言一动乃至一念之萌，皆来自身心无数次往复之间。头脑心思大大发达了的人类，自是应当心主乎其身的，但事情却不必然。往往心从身动，心若无可见者。必若心主乎此身，身从心而活动，乃见其为向上前进;反之，心不自主而役于此身，那便是退堕了”^[14]。显然，对梁漱溟而言，进入到精神的进化即“心”的进化，才有了实质性的“道德”意义;他深心发问道：“敢问道德之真如何?”“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15]可见梁氏的这一道德观内在地关联着他的宇宙生命观。

有必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谈到身与心的关系时，梁漱溟又一次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家马克思、恩格斯资藉于科学论据以阐发其理想主张，不高谈道德而道德自在其中。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16]他以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