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远景之瞻望

第三章　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远景之瞻望

张君劢(1887—1969)获得现代“新儒家”的盛名，是在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人联名发表那篇极为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后。唐君毅对其评价甚高：“中国现代思想界中，首将西方理想主义哲学，介绍至中国，而立身则志在儒行，论政则期于民主，数十年来，未尝一日失所信者，当推张君劢先生。”^[1]这个评价，应当说十分到位地传达出了张君劢面对现代化的心态、理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从张君劢一生经历来看，他承负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使命，也许这是他内在心志聚焦在“立宪”二字上的缘故吧。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张君劢即颇富卓识地预见到制度确立之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吾们国家最重要的事项，是确立吾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中国近代化。”^[2]就此，他还十分尖锐地提出：须将他国的制度来源思想搞清楚，而大可不必以模仿他人为能事。事实上，这位曾一度被人号为“玄学鬼”的张君劢，一生还在不遗余力地倡言民主与科学;然而这是一种基于本位文化的倡言。诚如其所言：“‘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我的看法是：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足可为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3]概言之，张君劢将其一生的奋斗都摄入了他对中国文化远景之瞻望中。他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断言：

吾人研求三四千年中，中印欧民族生活之经过，于是得一结论曰：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民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4]

如此倡导“精神自由”，甚至将其作为文化发展价值取向之“总原则”，这似有些像西方学者的口吻了。而其对议会政治的赞赏，甚至用马克思(尽管他对马克思多有误解)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法案通过后，对于英议会与资产阶级大致赞赏之辞，可知议会政治自有改造社会之功用。”^[5]这就更不像“玄学鬼”的口吻了。须知，张君劢晚年反复宣称自己“不敢自逸”^[6]的重要理由，即在国家政治与学术二途。显然，在张君劢的观念中，文化之复兴与政治之前途，是一而不二的内在连续性整体。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张氏在抗战前后就有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的演讲与著作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