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创新的交互关系

一、认同与创新的交互关系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创新的交互关系，是多年来杜维明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事实上，处于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现代而完全缺失“现代性视角”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坚信“儒学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悠久的精神传统之一”^[2]的杜维明来说，“用现代的思想来评价儒家思想是一回事，而从现代意识形态的所谓的进步观点如唯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抨击儒家的象征系统却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以发现的精神来试图理解文化现象的一种诠释的艺术，而后者却来源于诡辩式的说教，其明显的目的在于把传统贬为不过是一系列公式的表达而已。近代中国某些有识之士积极参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评价儒学传统的事实，明确地说明了在当代的中国人看来，传统并没有销声匿迹。但当我们考察中国的现代化的意义时，我们可能要为那些为‘新世界’、‘新思想’、‘新潮流’奋斗的优秀人物屡屡不能正视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感到震惊”^[3]。很明显，这里一方面强调了现代视角及其现代化意义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正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如果有人以现代的帽子来取消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那是杜维明所无法同意的。

杜维明常举出的一个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其过程正是一个认同成为创新基础的过程。

创新是使认同成为活的认同，而不是死的认同的必要原因。已故的列文森教授在到中国问题时指出，近代中国的认同是死的认同，是抱残守缺的认同，创新基本上是浮面现象的引进，深厚的西方文化不能引进，因此认同与创新都落空了。^[4]

杜维明坚认创新与认同有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作主宰从而能真正对自己活生生的认同感有一个理论性、也是实践性的基础，那么其创新的可能性就会显得单薄;重要的是，创新的过程无疑将使得认同的内涵更为丰富。

显然，创新关涉着现代化问题。杜维明相信：当前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使得现代化也将是多元趋向的;而如果这种多元趋向真正确立，那么就有四个重大问题需要同时解决：一是如何扬弃与理解，二是批判和继承，三是引进西方文明，四是排拒西方负面价值问题。很明显，前两个问题可合成为一个，而后两个问题也可合成一个——即在批判扬弃中理解并继承，在加以引进中有所排拒。这里，我们尤其要对其论述较为到位的“引进”观点加以引述：“对于西方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果要加以引进，不能只当作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侧面，而且必须从科学技术其特殊的价值，追溯其源头，以了解西方文化精神后面所代表的价值系统。这一工作可能意味着对西方的宗教神学、基督教神学，对西方的古希腊的文化、中世纪的文化、希伯莱的文明、罗马的律法进行研究和探讨，使西方价值观念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播种、发芽、开花、结果。这一过程将是非常漫长和曲折的。”^[5]杜维明已然洞见引进西方文化过程之复杂与曲折。显然，如果按文化三层面的划分，技术物质层面的引进尚属表层，而过渡到制度层面就够漫长的了，何况精神层面。总之，文化的引进其之所以漫长，根本缘由在要化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做表面工夫。杜维明举出日本明治维新之例理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