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生态理念

二、顺天协变——“赞天地之化育”

所谓“顺天”，亦即“顺道”，顺自然之天道;亦即“顺理”，顺自然之天理。而“协变”一语，无宁视其为“谐于变”，中国古人喜用“相协”一语，即有赞天地之化育——以人相协于自然从而有“谐于变”之意。“协变”的双重意义可先从汉语字源上切入：“协”，不仅有协作、协调更有和谐的本义;“变”，不仅有变动、变通更有变化的内涵。在古语中，变而“化”之，才能取得更高一层的“优异”质地，才能如今人所言“可持续发展”。

先看：“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8]不符天时，如何能乱伐草木、乱杀禽兽?此为不合天道即不“顺天”之行为。所以《大戴礼记·易本命》在保护生物问题上警示君王：“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9]面对“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10]君王当有所警惕有所鉴戒，切勿破坏整体的生态。所以《大戴礼记·易本命》一开篇即展显孔子的教诫：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11]

此中所谓“易之生”，是指《易传》“生生之谓易”。“惟达道德者”，当指能使万物各行其时、各得其所的通达本源之道者。德者“得”也，万物得其时、得其道即为德，故儒者常言“物各有德”;此即孔子言“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的根本缘由所在。其实，从《大戴礼记》中我们亦可透视并理解：何以《周礼》于山林薮泽之生态维护，要详以设官分职;使川衡、山虞、林衡、泽虞各有职掌，各执禁令。几千年前，《周礼》所示职官，已十分强调依据时令而各行其职。而从《礼记·月令》中，我们亦可透见周代政典中关于生态方面的一系列时令禁约，此不赘述。仅举其十一，仲冬之月：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

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12]

《月令》于一年十二月，随自然变化而各有禁制;“罪之不赦”一语尤见其严厉。《孟子·离娄上》中甚至对随意“辟草莱、作土地”(即乱砍伐、滥用土地资源)者，提出要判罪服刑。要之，儒家的这种维护生态之意识，不仅进入国家政典，而且为儒家学者从学理上进行论证，因而它能一直传承下来。

须知，先秦儒家的“王道”观，深刻地关联着生态理念中“协于天时”之义。《孟子·梁惠王上》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而此生态理念亦在其《荀子·王制篇》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

此段话中涉及“时”义，达七次之多。读《荀子》，我们常深感其强烈的“顺天”思维的倾向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篇》)其实上举其他文献资料，也无不透露出儒家生态意识——顺天协变的思维取向。

重要的是，儒家的这种“协”道或协变精神，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而达致的。儒家主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其实也是要积极而合理地发挥人的参天地、赞化育的作用，并在持续的时变过程中自觉地“协道”——与天地合其德。《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倡导的这种大和谐的天地位而万物育，其前提当然是要把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根本原则，即人与万物一齐生长发育，和睦相处，各得其宜。然而，没有协变思维，人必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害于自然，何谈天地位而万物育?因而必须以真正的协变思维与精神来掌握人、物之性，行事不违人性、物性，才能参与自然的生化发育过程，并谐于时变、世变。所以这一切都取决于顺天协变的思维取向。故《易传》主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实质上，“裁”与“辅”都须以“协变”为原则。

这里，对顺天协变的思维不妨再作一历史文化取向的深论。在笔者看来，儒家的生态理念，如界定为“人文生态观”，可能更具合理性。儒家思想史上有十分丰富的“协”论与“时”论，“协乎时中之道”必有“变”之内涵，故可定为“协变”范畴。(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中已有这一概念。)“协变”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然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在稳定状态中求取整体生态和谐的价值取向，显然，它是建立在中国最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久而久之，求融通、中和，致变通、演进，成了这一思维取向最本质的特征。事实上，这种和谐中求取进步的价值理念，实在可作为当今“可持续发展”主潮的历史前奏曲。然而，这种中国特有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协变的思维方式，又是以“万物并育不相害”的“太和”为前提的一种生态“平衡思维”。但平衡是否一定意味着毫无进取或保守呢?非也。从人类文明史看，平衡基础上自然、社会、人文生态“共协”状态是需要的。《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说的就是各不同性质的事物各有其规律，当其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才能各得其所从而相互有利、共荣共生。中国几千年之久的文明史，已足证儒家生态平衡思维的作用所在。真正说来，今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强调的和谐稳定中求取进步的一系列主张，实质上都有儒家思维品质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基因与文化精髓传承延续的一种自然结果。只要我们拉长历史镜头看，那种希冀取得突变性“速成”发展的结果(如“大跃进”与当代大规模的工业污染等)，其代价往往是牺牲掉了一些有真正价值内涵的东西。这种例子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儒家十分看重整体生态，向往的理想境界是“常”、是“久”中之和谐，而并非在“速成”中摧毁某种价值而求取一种异质性的东西。所以儒家协变思维方式的基本取向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生态性的协调、平衡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