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功利主义的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

墨家功利主义的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

□　赵敦华

通常认为，西方哲学重视分析和逻辑论证，而中国哲学和伦理重视直观、想象和类比，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西哲学的比较难以关注于双方的论证(argument)。但是，墨家比先秦的其他任何学派都更容易克服这一障碍。与同时期的其他学派相比，《墨子》以逻辑著称。《墨子》中的逻辑分析和论证集中在《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这六篇被统称为《墨经》或《墨辩》。

杨宽认为，《墨经》是全书的要旨，其中的《经上》当是墨子本人亲作;《墨经》是包含着墨家主张的精深学理，是他们理论的依据，其他各篇只是为了把《墨经》的学理普及化、通俗化而作。他说:《墨经》“完据理据，无浅陋迷信之言，惟学理既深，难以语俗，乃不得不借助社会迷信，以图发展其说，又不得不以理论改至通畅，以应世俗，此或《尚贤》、《尚同》十论之所以作也”。^[1]我同意这一观点。以《墨辩》六篇为核心即是以学理为中心，以逻辑论证为中心来解读《墨子》。这里仅以“利”的分析和《大取》第二章中的论证为例。

一、“利”的分析

在孔孟书中，与“义”对举的“利”一般被译为profit，而《墨子》中与“义”等同的“利”应被译作utility。profit和utility虽然都指“利益”，但两者的意义有所不同:profit指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赚取的利益，即中文的“利润”;但utility不是赚取的，而是应得的，因此总是合法的，其合法性正如“功利”的“功”所示。《墨子》中说:“功，利民也。”(《经上》)同样，英文utility这种利益总是有功于集体，而不只是个人之收益，译为“功利”极为准确。

《墨子》对“利”的意义做出了分析性的定义。“义”首先被归结为“利”:“义，利也”;“利”再被归结为快乐:“利，所得而喜也。”同时，与“利”相对立的“害”也被归结为痛苦:“害，所得而恶也。”注意:这里的“喜”和“恶”都是指人的感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快乐和痛苦。《经上》还明确地指出，“利”是欲望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为，穷知而县于欲也。”毕沅训“县”为“悬”，把这句话解释为“知之所到而欲为。”张惠言训“县”为“系”，他的解释是:“为必由知，而为之则系于欲。”孙诒让正确地指出，这两说都没有看到，这句话的意思是否定“知”的作用，而肯定“欲”的作用。孙诒让说:“此言为否决于知，而人为欲所县系，则知有时而穷。”^[2]注意:这里所定义的“为”特指求利的行为，它被欲望所驱动(“县于欲”)，而不是知识所能控制的(“知有时而穷”)。总之，根据《经上》中的定义，“利”是人的欲望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

《墨子》关于“利”的定义完全符合二千多年后兴起的功利主义的原则。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Jeremy Bentham)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强有力的主人的控制之下:痛苦和快乐。只是它们才能向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并决定了会做什么。”^[3]功利主义把趋利避害作为个人欲望的目标，判断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只要看一看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否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或减少人们的痛苦。边沁说:“功利原则是这样一个原则，它根据增加或减少当事人的幸福的倾向来认可或拒绝一种行为，我指的是任何一种行为，不仅包括任何私人行为，也包括政府的任何措施。”^[4]

但是，驱动私人行为的苦乐感觉与衡量政府措施的社会功利是不同的。快乐和痛苦只是个人的感受，它们是主观的，因人因事而异，不同人的苦乐感情常常还会发生冲突;而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原则却必须是普遍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社会成员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中，什么样的快乐才是功利的标准?这一问题是功利主义的核心，功利主义者为之殚精竭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标准。边沁认为这一标准是快乐和痛苦的总量，按照他所设计的“快乐计算法”来衡量，如果快乐总量大于痛苦总量，便是善、正义，反之就是邪恶和不正义。穆勒(John Stuart Mill)认为不应单纯从量的方面来衡量功利，从质的方面区分，快乐有精神的和肉体的两种，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5]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主张以义务和利益相统一的合理原则为功利的标准，每一个人应按提高普遍幸福的原则去行事。所谓“普遍幸福”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按照最大幸福的原则，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既是个人的道德责任，也有政治上的合法性。^[6]

同样，《墨子》也看到了关于“利”的定义与求利避害的标准之间的不一致:前者是自然的感觉，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个人主观性;后者却是合理的选择，有着适用于社会整体的普遍性。利害的合理的选择在《墨子》中被称作“权”:“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大取》)“体”是部分，在利的部分与害的部分做选择叫“权”;选择局部的害处叫“权非为是”;选择局部的害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害处，所以叫作“亦非为非”。^[7]“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是合理的选择(“权”)，它可以成为求利避害的标准(“正”)。按照“权”的标准，应该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如“杀一人以存天下”，或“杀己以利天下”;或是为了全局的利益而牺牲局部的利益，如“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总之，从“义”到“利”，再到“喜”和“恶”的自然感情，最后到合理选择的利害，即“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这是一个递归的过程，其结果是“利民”之“功”，或“功利”。

二、消极功利主义的论证

墨家的总目标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兴利”是积极的目标，“除害”是消极的目标。“功利主义”按其字面意义来说，是积极追求功利的主张;西方功利主义的目标只是“兴天下之利”，“除害”不是目标;相反，祸害被认为是为了实现最大的功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必然的恶”(necessary evil)。墨家则不同，他们提出的“兴利”和“除害”这两个目标，但两者不是平行，而是相关联的;不是两者并重，而是以“除害”为主。墨家所追求社会功利只能通过消除社会祸害才能获得，“恶”是不能容忍，必须消除的;或者说，墨家所能认可的，不是“恶”的必然性，而是“除恶”的必然性。

我们把墨家的“兴利除害”的主张称作消极功利主义。“消极”指目标，而不是指行为。“消极功利主义”不是消极无为的功利主义，而是积极有为地实现“消极”的功利目标——“除害”;并以此为达到“积极”的功利目标。“积极的”功利主义以“最大幸福”为追求的目标，而“消极的”功利主义的目标却是要避免“最大祸害”;“积极的”功利主义认为功利的价值主要是正面的，在于“求利”，而“消极的”功利主义则认为功利的价值主要是负面的，在于“避害”。只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区分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功利主义。除此而外，不能在其他意义上，把“积极的”或“消极的”理解为对社会“有作为”或“无所作为”。注意:“消极的”功利主义并非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墨子和他的门徒以社会改革实践和献身精神而彰明较著;反之，“积极的”功利主义对于社会事业未必积极，如西方信奉功利主义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所持的“不干预主义”，就是消极的社会政策。

《墨子》中关于消极的功利主义的论证主要表现于《大取》第二章。该章由于文字脱落、词句颠乱而造成内容不连贯，致使《墨子》中消极的功利主义不显于世。现据孙诒让的考订本，理解此处提出的论证。

《大取》首先得到“权，正也”的结论，这在上面已有交代。接下来的意思是说，“权”有“权利”与“权害”之分。《经上》中已有“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的说法，这是在说好恶是选择利害的标准;《大取》进一步说明，“权利”是“利之中取大”，“权害”是“害之中取小”。《大取》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权利”与“权害”孰为轻重?“于事为之中，权轻重之谓求。”疑开头应是“于事为之之谓中”。如是，全句的意思便是:做事的标准叫做“中”，选择利害的权重叫做“求”。“求”又叫做“择”，这两个字要在上下文中做狭义的理解，“求”是要在“权利”和“权害”之间求一个权重，“择”是要在“求利”与“避害”之间做出选择。

从《大取》第二章所举的例子来判断，权重在于避害，避害是比求利更大的利益。本章共有四个例子。第一个说在遇到盗人的情况下，断指以保全生命。第二的例子比较了“利于天下相若”和“杀一人以利天下”两种情况，前者是指在人们没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对一人有利就是对天下有利，不需要在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所以说“无择也”。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牺牲一个人(包括自己)的生命可以保全天下，那就要在个人的生死和天下存亡之间做出选择，所以说“非无择也”。^[8]这个例子说明“择”是“害之中取小”。

第三和第四个例子语句多讹错，虽经孙诒让考订，“上下文仍难通”。从全章主题来猜测，这些文字的意思应该是在说明“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的道理。这里的“义”应作“利”解，“求为义”的意思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祸害这种利益，“为义”的意思是获取最大的利益;全句是说，取小害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祸害，而不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比如，为了减少残暴统治的痛苦，而不得不承认残暴的统治者也有天命(“与暴人语天”);虽然承认他们有天命是错误，但这一错误能够避免更大的祸害，因此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主动地赞扬残暴统治者的天命(“为暴人歌天”)，那就是错误的了。再比如，一个人为了谋生而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如果他只是消极地做别人要做的事，他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没有侵害其他人的利益，这是“害中取小”;但如果他积极地为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那就是错误的了。

从这四个例子中得到的结论是:“利之中取大也，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利之中取大”和“害之中取小”之间的权重，但前面的例子已经说明，牺牲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的局部利益(“取小害”)的必要性(“不得已”)，只是在于让自己或集体避免更大的祸害，而不是为了让另外的人或集体获得更大的利益。简单地说，功利的价值主要在于避害，而不在于求利。这是一种消极的功利观。

与《墨子》相比，西方的功利主义者一般没有区分“避害”和“求利”这两种功利，他们以为“求利”也可通过从小利到大利的积累过程获得，而不需要通过“避害”的过程;他们进而认为，牺牲局部利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是避免更大的祸害。但是，以“求利”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功利主义在20世纪受到了西方思想家的挑战。比如，卡尔·波普认为，“避害”不是“求利”的手段，而是比“求利”更重要、更迫切的目标。批评功利主义的西方思想家还说，把“求利”看得比“避害”更重要，就会为了多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是不公正的。

西方思想家批评功利主义的理由都不适用于《墨子》中的功利主义。首先，《墨子》没有把“利”作为唯一的、独立的价值来追求，“利”总是与“害”相对而言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的目标，而应被理解为通过“除天下之害”来“兴天下之利”。“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都是为了“避害”而能获得的“利”，而不是单纯地通过利益的积累而获得的“利”。

其次，我们以上对《大取》的解析也表明，“取小害”的正当性不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避害”。《大取》中明确地说:“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取利”也就是牺牲利益。如果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较小的利益，这是自私的算计，而不是道德的原则;如果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这不符合公正的原则;但如果为了“避大害”而“取小利”，那就既是道德的，也是公正的了。

【注释】

[1]杨宽:《墨经哲学》，第9页。转引自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2]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十，《经上》第四十。

[3]Bentham，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London，1923，p.24．

[4]Bentham，Utilitarians and Other Essays，Penguin，1987，pp.17-18．

[5]穆勒:《功用主义》，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11页。

[6]西季威尔:《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四篇，第五章。

[7]原文为“非非为非”，按孙诒让说，改作“亦非为非”。

[8]原文为“一无择也”，按孙诒让说，改作“非无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