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几点反思

序言　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几点反思

童世骏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新中国度过了丰富而坎坷的历程。60多年的当代史中，哲学的历史是整个国家的历史诸多方面之一，同时哲学也对整个国家的历史产生了非一般学科能比的重要作用。反思哲学事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展望哲学在未来中国的学术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设想哲学在未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使命。

一

从哲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角度来看，哲学在当代中国承担着为基本政治制度提供论证、为宏观政治目标提供解释和为具体政治实践提供方法的任务。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成功，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和理解中国传统而赢得人心的成果。收载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著作的四卷《毛泽东选集》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唯心史观的破产”，以生动的形式体现了哲学——确切些说，与唯心史观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新中国成立所具有的理论奠基的作用。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入主动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业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身份继续重视哲学在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作为共和国奠基文献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同时在两方面进行大规模理论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开展思想改造、在中共党内加强理论教育。从1951年上半年到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发生了若干次全国范围的思想批判、作品批判和人物批判，其中有许多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进行论证，则为哲学发挥其社会功能提供了难得时机。

哲学不仅可以被用来论证基本政治制度，而且可以被用来解释宏观政治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1949年以来我国的宏观政治目标有过多次调整，而这些调整从哲学的内容和重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致来说，过去60多年的哲学内容和重点经历了这样三个方面的调整：从论证“斗争哲学”、批判“合二为一”到追求“和谐社会”、推崇“和而不同”；从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到论证“发展是硬道理”；从批判“机械平衡论”到论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这些调整相适应，辩证唯物主义有关“矛盾”、“对立统一”、“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就它们的概念内涵、社会意义和理论地位而言，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随着整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哲学的第三种政治功能的重要性逐步明显，那就是为具体政治实践提供方法的功能。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党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方向逐步明确，历来以“理性”或“道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学科，具有了新的政治作用。随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转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随着“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被明确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原本不那么显眼的一些哲学分支如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地位逐步引起人们关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水平的逐步提高，又进一步向哲学提出了为提高公民素质提供教育内容、为提高民主协商能力提供思维训练的任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哲学作为党内“路线斗争”的工具的作用逐渐淡化，但它为具体政治实践提供方法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

从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看，以往60年中相继发生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市场化和“后世俗化”，给新中国以后不同阶段的哲学烙上了不同印记。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上层建筑领域的全民思想教育，经济基础领域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加上为抵御外敌、建设国家而进行的一次又一次全国动员和全民动员，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不少人心目中中国人的麻木形象。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讴歌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景象，尽管洋溢着诗人的浪漫想象和政治家的远大理想，但确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现实面貌。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的过程，也是“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语）的过程。一方面，具有鲜明政治内容和政治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甚至帝国主义的哲学唯心主义、实用主义、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不仅是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主要形式，而且是面向大众的政治宣传的基本素材。另一方面，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工人农民的劳动岗位和青年学生的人生阅历，又要求哲学工作者写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哲学读物。在建国以前，毛泽东曾多次赞赏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1936年）；建国以后，毛泽东则专门向身边的青年同志推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冯契的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1960年）。到了后来，“卖西瓜的哲学”、“打乒乓的哲学”等成为最时髦的哲学论题。

在十年“文革”当中，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但物极必反，“文革”之后不久开始的改革开放，转而以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作为重要特征。政治口号的通货膨胀加上日常用品的凭票供应的局面，很快被代之以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加上发财致富的全民追求。在由此而出现的日常生活市场化的背景下，许多中国哲学家心目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物质利益辩护，为功利主义正名，为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提供哲学论证，甚至为迅速蔓延的拜金主义、权钱交易和种种腐败堕落现象进行“冷静的”、“理性的”说明和解释。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市场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刻画的那种极端商品化、市场化的“后现代”现象，那种把记忆和体验、虚构影像和虚拟空间，连同反市场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统统变成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中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化的市场社会、价值多元的社会心理在哲学和其他学术领域找到了种种“主义”（如哲学中的价值多元主义、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作为呼应。

但日常生活的市场化对哲学并非只有消极影响。市场经济中资本对民众需求的诱导和控制通常会使民众的需求越来越平庸化，但对资本增值来说重要的是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消费需求，而并不是非要平庸的消费需求不可。也就是说，如果健康的高雅的消费需求足够大，大到也能够帮助其实现增值的目标，资本照样会迎合这样的需求。

日常生活市场化的内在逻辑中蕴藏着的后一种可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步显现出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特征是政治化倾向，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特征是市场化倾向的话，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特征则可以用所谓“后世俗化”倾向来描述。现代化过程总体上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但这个过程非但没有覆盖所有人的所有生活空间，反而因为取消了极左路线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压制，为各种思想和信念——包括种种非世俗信仰体系——提供了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超常发展的压力所强化的精神需求、超常发展的弊端所造成的精神困境，加上超常发展的成果所扩增的精神空间，这几方面结合在一起，对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基本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明显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传统媒体和非传统媒体上的满足人们广义的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其品种和数量都越来越多，其内容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非虚构的，大量是介于两者之间；有的是宗教的，有的非宗教的，大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被认为是回答人生问题、满足终极关怀的哲学，因此也得到了——至少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说日常生活政治化使哲学过于中心化，日常生活市场化使哲学过于边缘化，那么，日常生活的“后世俗化”，或许正在使哲学回归它不卑不亢的应有地位。

三

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说，过去60多年中，哲学大致经历了努力给具体科学以指导、努力对具体科学作理解、努力与具体科学相合作三个阶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延安时期，就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国以后，自然辩证法一直是得到的重视和支持比较突出的哲学分支。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华东师大党委就安排著名哲学家冯契主持一个自然辩证法培训班，其成员从理科优秀青年教师中选拔，由此而形成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该校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全国领先局面。甚至在“文革”期间，当其他哲学分支都归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下、因此基本上没有学科分支的相对独立性的时候，自然辩证法依然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是自然世界，在此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一是自然科学，在此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无论按照哪一种理解，“自然辩证法”都蕴含着对哲学（在这里也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看法，哲学认识要比科学认识更加科学，也就是比具体科学更加能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普遍联系和动态发展。根据这样的理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指导——这同时也意味着哲学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同学说提供评价、对相关争论进行裁决。苏联发生的以充满“党性”的哲学立场来进行的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孟德尔遗传学等的批判，在中国也曾出现过，为我们今天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留下了深刻教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科学研究本身有什么错误；事实上，基于哲学理由对祖国传统医学的保护，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以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姿态用哲学立场来判决科学是非，则对科学和哲学两者都有害无益。

改革开放以后，“自然辩证法”渐渐向“科学哲学”（以及后来的“科学技术哲学”）转型。尽管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仍然以“自然辩证法”作为核心概念，但原先在这个术语之下所假定的对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那种理解，则至少是退出了学术舞台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对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哲学的任务是理解科学，而不是指导科学。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思潮、人物和学派、学科和学问大量进入中国，在这股潮流当中，科学哲学占据最显著的位置之一。从逻辑经验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从科学革命的结构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从后实证主义、后分析哲学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学派和学说大多放弃了指导科学研究的奢望，而把自己定位为对科学知识的语言逻辑形式、科学理论的新旧更替过程甚至科学家的行为方式、科学知识的社会功能进行理解，尽管这种理解的结果有时候恰恰是认为科学事业并没有什么理性本质让人作理性把握。在总体上逻辑主义或反心理主义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仍然有人研究科学研究的思维过程和心理活动，但这种研究更多地是向科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求助，而不是向它们施教。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界对于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理解总体上是用哲学来理解科学——当然，像哲学界曾经相当热门的系统论等“老三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新三论”，则可以说用科学来理解哲学。

但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两种选择，似乎要么是哲学居高临下地对科学发号施令，要么是哲学毕恭毕敬地对科学察言观色。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还完全可以有第三种关系：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可以说都是理解世界，但它们的理解角度和成果形式大不一样。相比之下，科学的优势是借助于实验手段和数学工具对自然世界甚至社会世界的量化描述和实证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客观对象进行人为干预和技术控制，而哲学的优势是擅长研究概念问题、规范问题和跨学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仅对日常生活、专业领域、特别是经由科学技术全面重构的现代生活世界加强自觉反思，而且在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之间、不同的专业领域之间促进相互沟通、相互诠释。当今人类知识的规模之大，已经使得哲学与科学即使合作得再亲密无间，也不能指望实现黑格尔式的思辨综合和斯宾塞式的实证综合。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彼此合作，可以使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的人文意义得到深刻的及时的把握，也可以使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的未来进程得到更自觉的掌控。哲学不可能像科学技术那样对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产生直接的迅速的影响，但哲学可以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作出解读，进而根据这种解读来干预有关科学技术的公共决策。哲学为了使自己的这种解读和干预卓有成效，必须向具体科学虚心学习，而科学技术为了使自己对社会的作用尽可能是积极的，又只有通过与哲学合作才能获得必不可少的反思性和自觉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以“自然辩证法”或“科学技术哲学”分支之一在我国有较快发展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重要意义，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关基因工程、人类克隆等问题的争论中哲学的作用，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四

新中国哲学事业还可以从许多其他方面来进行理解；限于篇幅，也限于目前的研究程度，下面只对其中的一些做非常粗略的概括。

就哲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整理民族文化传统、用民族文化传统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在中外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哲学领域当中的新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样三种努力。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厚今薄古”、60年代的“破旧立新”和70年代的“批林批孔”之后，“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在80年代大规模引入中国内地，“国学热”在90年代逐渐形成，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体制外的“儒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在21世纪初期遥相呼应。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代几代中华豪杰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呼声，提醒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学术上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这种作为的真正实现，取决于中国哲学家的勤奋勇敢而智慧的劳动，而与我们是否天天把“中国特色”和“中国本位”挂在嘴上，关系不大。

就哲学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的角度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发展。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是“理论界”，其成员是从事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党内理论工作者；第二个知识分子群体是“学术界”，其成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研究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第三个群体是“思想界”，其成员是主要是在大众传媒上就具有公共兴趣的各类问题发表观点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以上三个群体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交叉的；对具体个人来说，一身兼二任甚至兼三任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以什么样的身份从事哲学工作，或者说把哪一个群体作为哲学事业的主体，是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角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与哲学这门学科联系最密切的是理论界；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要求哲学家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工作者而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哲学越来越成为一项“学术工作”而不仅仅是一项“理论工作”；哲学的专业知识的性质要求哲学家作为各个哲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学者而发挥作用。随着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随着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同步扩张，也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世界的迅速发展，哲学与思想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哲学的思想启蒙作用、满足精神需求的作用，要求哲学家在新的意义上走出书斋，走向报纸的读者、讲坛的听众和电脑前的网民。

就哲学与研究机构的关系而言，新中国哲学的状况可以从高校（以及社科院、党校等）的外延发展、建制完善和学科建设的角度加以考察。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十年“文革”对高等教育的灾难性冲击，“文革”以后高考恢复和高校重建，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高等学校的升格、合并和扩充，使过去60多年中我国哲学的学科规模和队伍人数在几经起伏以后总体上稳定在一个较大规模的水平之上。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的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职称制度和学位制度，以及学科建设、课题发布和科研资助方面的种种制度建设，为哲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也使哲学这门最不容易甚至最不宜于作为一门“专业”来建设的学科，套上了充满着功利色彩和科层性质的制度约束。最后，高校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的大学“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使命，以及各个高校和哲学研究机构培育其独特学术传统的追求，都对过去60多年的中国哲学的内容和重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哲学事业与国际环境的关系而言，我国与各国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也对中国的哲学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学习”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修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帝国主义的哲学”（其典型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大量翻译研究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在多样文明的当今世界上，我们也有必要在哲学上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传统（如日本、印度、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进行相互交往和相互学习，并且在不断提高自身研究水平的基础上，虚心而自信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和哲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