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新中国高校哲学系的初步建立时期

一、1949—1965年，新中国高校哲学系的初步建立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高校哲学系科建设，经历了从全国集中、统一逐步向各地高校分散的过程。

（一）1949—1956年：全国集中统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把教育事业的宗旨设定为响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把教育方法确定为“理论与实际一致”^[3]。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目的在于通过建章立制，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充分贯彻《共同纲领》的精神。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调整高校院系的概念。其依据是：《共同纲领》中的“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的任务是“首先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新中国高等学校的具体任务被确定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教学工作”^[4]。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高等教育定位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要求，这个要求便是：高等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为此高等教育自身要革旧立新。那么高等教育究竟如何改革？国家又该怎么建设？对此，政府给出的答案是“以俄为师”。

在经过了最初3年时间对旧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接管、接受、接办和初步改造后，1952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的院系调整开始了。院系调整的操作原则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建立综合性大学（包括文理基础学科）和专门学院（包括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应用学科）。院系调整目的则是实现旧的“通才教育”向新的“专才教育”的转变，使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逐渐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高校哲学院系也相应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由解放前的分散办学变为压缩、集中和统一。

旧中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偏重文科，工科薄弱。1949年全国高校学生统计共有11.7万人，其中文科（包括法科）共有5万多人，而工科学生仅3万人；高校共205所，文科系（包括法科）617个，工科系161个^[5]。这一状况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发展重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相距甚远，旧中国文重工轻的高校专业布局显然已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需要了。因此，压缩文科院系，集中有限的资源建设国家迫切需要的专业势在必行。作为文科基础学科的一种，哲学也在被调整和压缩之列。

其次，除了专业结构需要优化的因素外，哲学学科自身的性质也是系科被压缩和集中的另一重要原因。哲学有着众多的荣誉，如“诸学科之母”、“科学中的科学”、“时代之精神”等，这些名称都暗示，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虽然表面上可能枯燥无味，但实质上哲学与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与政党的合法性依据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又有着特殊的诉求，所以旧中国的哲学高等教育在院系调整中经历了全面和大规模的调整，并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和建设。

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截至1949年的统计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高校中有哲学系10个，学生数189人^[6]。院系调整开始后，首先整顿的是全国的综合性大学，对哲学学科的调整也包括在内。《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中写道：“北京大学：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文学院、理学院系科，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的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及辅仁大学外文系的一部分合并组成^[7]。”实际情况是：截至1952年9月，全国各大哲学系的教师几乎都集中到了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调整后系内共有教授、副教授40多人，第一任系主任是逻辑学家金岳霖^[8]。

之所以当时唯一的哲学系设在北京大学，原因有几方面。一是由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哲学界中历史悠久，地位首屈一指。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次年，北京大学便设立了哲学门，1919年改称哲学系，是中国高等教育中最早设立的哲学系。此外，近代中国不少名流贤达也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着渊源，如蔡元培、胡适、杨昌济、梁漱溟、陈独秀、李大钊等；系内更是名师辈出，汤用彤、贺麟、杨昌济、熊十力、张颐、张东荪等都是学术大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东西文化大讨论中，哲学系师生积极投入，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在八年抗战的艰难时刻，哲学系也没有停止哲学教育工作。种种因素决定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地位无人能及。二是由于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定位。院系调整以大行政区^[9]为单位，其中综合性大学数量有所限制，例如华北地区的综合性大学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原先也是综合性大学，但在院系调整中被改造为工科院校，所以清华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三是因为北京的特殊地位。北京是国家首都，是文化和教育中心，出于院系改造、集中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等因素，全国各地的哲学系都归并到首都的综合性大学，即北京大学。

（二）1956—1958年：有限放开

全国只有一个哲学系的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1956年起，各地高校也开始逐步建立哲学系。高校哲学系压缩、集中和统一的格局被改变，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层面。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指出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同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严重骚乱；国内方面，由于经济建设中缺乏经验，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财政收支失去平衡，产生了赤字，物资供应出现短缺等问题。一连串的事件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识到在全面推广苏联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要性。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走过的弯路，应该引以为戒。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应该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充分调动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建设积极性，并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

《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提出，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以俄为师”的局面，是当时国家建设方针的一次大调整。高校哲学系集中统一的情况，也因为这一调整而出现了松动。1956年9月，中央宣传部提出，可以在高等学校试开现时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唯心主义派别学说的介绍和批判课程，以此来扩大学生的眼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唯心主义的能力^[10]。

宏观政策的放宽，加上实际教育实践中的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1956年中有3所大学成立了哲学系，分别是作为中南区综合性大学的武汉大学，作为华东区综合性大学的复旦大学，以及地处北京、地位特殊的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创立于1922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哲学系。1926年，武昌高师并入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武昌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1952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3年至1955年间，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开始了筹备恢复哲学系的工作。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重建，李达兼任系主任，同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来了江天骥、陈修斋和杨祖陶等师资。

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1949年之前是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哲学人才大都被集中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但仍有一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被留在或被集中到了复旦大学，这为后来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建立提供了条件。1955年，为适应全国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新形势，根据国家和学校的安排，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胡曲园教授等着手筹建哲学系，当时复旦大学校长顾问、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柯希切夫教授也积极协助。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胡曲园任系主任。

成立于195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地位特殊的高校。它是新中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只设文科院系的大学。刘少奇在学校成立仪式上说，过去的旧的大学的文科教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教育的知识——包括经济、哲学、道德和国家组织等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则是要在这些领域培养社会主义的新型人才^[11]。鉴于如此特殊的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提出高等学校试开唯心主义哲学派别批判课程时，最初选定的便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2]。由此，在原先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的基础上，1956年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何思敬任系主任，同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来了苗力田等教师。

1956年间，上述3所大学成立哲学系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归结为高教部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结果；同时，也有各自特殊的缘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理论造诣颇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著作《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外，李达本人与毛泽东也保持有良好私人关系。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成立，其中关键应在于1952年院系调整中，在上海仍保留有一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他们构成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最初的教师力量，其中不乏全增嘏、王蘧常等名家。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建立，与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定位不无关系。在大力扭转旧中国高校院系文重工轻，全面建设工科院校的调整大潮中，还能保留一所没有一个工科专业的文科综合大学实属难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特殊地位可见一斑。因此，继北京大学“大而全”的哲学系之后，还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研究特色的哲学系，也就不难理解了。总之，这3个哲学系的建立，都有其自身一定的先天优势条件，而1956年前后政治上比较宽松的大环境又为它们的成立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

（三）1958—1965年：地方分散

从1958年开始，高校哲学系的建立进入了一个高潮。至“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原先的4家外，全国高校中又建立了9个哲学系。这种突飞猛进现象背后的推动力，还是源自当时的政治生活。

1958年至1960年，中国的国家建设自上而下跨入了一场“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之中。这场波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政治运动的逻辑出发点，是由于早在1956年时，毛泽东就想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找到一条既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在“以俄为师”阶段全面引进苏联的那种权力高度集中、中央政府制定规划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改一改。为此，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大跃进”就是一场充分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的运动。

伴随着“大跃进”，1958年起，在教育领域也开始了一场“教育革命”，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核心便是：中央放权。同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指出：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扩大地方管理教育的自主权。新建高等学校，凡是能自力更生解决问题的，地方可自行决定^[13]。随着中央文件的下发，全国掀起了大办教育事业的热潮。据统计，从1957年到1958年，我国高等学校由229所猛增到791所，在校学生数由44.12万人增加到65.96万人^[14]。新一轮高校哲学系的建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由于大行政区制度在1954年时已经取消，所以这次权力下放的对象便是省一级的政府。在拥有了建立高校的自主权后，许多省份便着手新建或重建省级直属的综合性大学。为了突出这种地方性，新建大学的命名几乎也是出于一个模式：省份（或省会）名称加“大学”。1958年建立或重建的有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湖北大学、江西大学、福州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和贵州大学等。1959年建立了湖南大学、山西大学，1960年成立了河北大学、新疆大学。由于这些新成立大学的定位都是综合性大学，所以都可以设立哲学系。但由于师资等原因，其中只有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江西大学、河北大学5所高校建校时设立了哲学系。其中，吉林大学是由1950年成立的东北行政区综合性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更名而来，相应地，原来的哲学教研室升格为哲学系，刘丹岩为第一任系主任。其他4所高校的情况则是由一些专门学院合并组成，其哲学系也是由原哲学教研室扩充而来。

除了以上在建校同时设立哲学系的情况之外，在1958—1962年间，一些有着哲学教育传统的综合性高校中也重建了哲学系，分别是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国立四川大学，其前身之一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中便设有哲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接管旧大学的过程中，学校改名为“四川大学”，院系调整中定位为文理综合大学，1959年建立哲学系。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始建于1921年，次年哲学系成立。1926年德国哲学专家张颐来厦门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推动了该校的西方哲学研究。1952年厦门大学被设定为综合大学，1960年重建哲学系。中山大学于1926年由国立广东大学更名而来，解放前已经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哲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复办。南开大学哲学系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早在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之初，文科部类中便有哲学门，后改称哲学系。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南开大学哲学系也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在战火中共同培养哲学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中，哲学系同样经历了合并的命运。1962年著名逻辑学家温公颐先生出任了哲学系重建后的第一任系主任。

1949—1965年间，全国共有13所大学设立了哲学系，这些大学中除中国人民大学外都为文理综合性大学。虽然这一时期内设立的哲学系数量只占现今高校哲学系数量的1/5弱，但基本上，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哲学系都已在这个时期内建立了。在现实建制层面，中国高校哲学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初步建立。

这一时期内，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国家的院系调整对哲学高等教育的影响。站在学科自身发展的立场看，这种影响是消极的。1952年时，清华大学哲学系对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调整方案颇为不满。冯友兰回忆说，“方案提出后，许多清华的人持反对意见，有抵触情绪。清华的人认为，北大和清华，从院系和课程方面看是重复的，但这两个大学代表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学风，应该像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个大学那样，让它们并存，互相比较、互相竞争，以推动学术的进步。”^[15]学术自由、切磋砥砺，固然可以推动学术进步，但这些都必须依托外界的大环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相比之下，学术自由进步的要求被边缘化了。实用的观念支配了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促进工科、培养工程师搞建设是调整的目的所在，文科基础学科自身发展遭到忽略在所难免。

此外，院系调整造成的哲学系的全国集中，导致的不仅是风格各异的学派受到了压制，事实上，哲学内部的不同研究门类也呈现了单极化的格局。院系调整后，高等教育部规定，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人员和宣传人员^[16]。可见，出于掌控意识形态的要求，外国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等，都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家替代，学术研究也被让位于政治宣传。这种哲学的政治工具化，取消了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对学科发展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但好在在其后的高等教育放开过程中，这种僵化单一的局面有所改观，哲学高等教育在政治大环境的变化中仍然得以保持，未出现中断。